近半个世纪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文化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阔步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全球化加速国际政治秩序深刻调整，新技术革命与全球化问题交织，新挑战与国际压力传导到国家层面，国际问题的国内化，导致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与“国家身份认同危机”。这迫切需要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深入推进经济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之外，开拓出文化现代化的新境界，重新锻造中华民族凝聚力。如何建构文化现代化理论，打造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实现平台，是当今中国化解全球性危机与挑战的重要国家课题。

傅才武团队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基于数据分析的国家文化构造与国民文化传播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展开的。该课题的结题成果之一，傅才武与余冬林合著的《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一书，围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战略定位和实现路径问题，从文化学理论和方法入手，通过绪论及六章引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构造和国民文化构造，分析了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构造形态，揭示了国家文化结构与国民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转化机制与互相影响的路径，建构了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战略架构。该书提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三个问题。

国家的文化结构

将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纳入文化生态学视野进行探讨，是该书的重要特色。人类的文化创造由生产实践与消费活动组成，生产与消费都在环境以及由环境提供的资源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中进行。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及文化走向是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累代实践、渐积而成的。

国家文化结构是由某一时期的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文化行业系统以及认同系统五大系统组成的相对独立的自为和自洽的结构化体系。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以及文化行业系统，是一个国家国家文化的显性部分，构成了国家文化的载体和基础。由文化认同、宗教认同和族群认同耦合而成的认同系统，则构成了一个国家国家文化的最为核心且隐性的部分。在国家建构的层面上，认同系统必须依赖于主权版图、生态环境和政治经济等显性结构而存在，而显性结构对于国家文化及国民文化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等隐性结构的独特功能和渠道，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家文化的结构性表达。该书以明确的国家文化概念及其特征为基础，对国家文化的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及其相互影响的探讨，富有启发性。

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转换与影响机制

联合大数据研究人员，系统地对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探究，是该著具有特色的新尝试。作者提出，国家文化拥有四个基础性支撑体系，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体系、文化旅游发展体系、民族宗教文化体系。国家文化具有自上而下传导机制，国家文化对国民个体的渗透与默化，建构起民族国家文化的整合形态。国家文化经由宣传与传播渠道，法律、制度和政策以及文化产品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转换环节，通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旅游以及文化教育的消费，最终传导到国民个体实践中。这种传导最终氤氲化生为风格各异的国民文化形态。在国家与公民联结的法律与正式制度的“垂直管道”，以及公民与社会实践联结的“横向关系网络”的共同作用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竭力使具有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族群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政治经济信仰、文化家园依恋乃至价值观共识的民族国家共同体。

为了进一步阐释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关系，该著还探讨了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相互影响的机制。国家文化对国民文化影响主要有三条途径：宣传和传播渠道为国家文化形塑国民文化提供路径和方式;法律、制度和政策为国家文化形塑国民文化提供了规范性环境约束;文化产品生产与分配，则通过对国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从而促进了国民文化行为层和器物层文化形态的形成。在国民文化对国家文化的影响方面，公民通过文化产品消费、文化服务消费、旅游消费以及文化教育消费四个领域对国家文化供给构成反作用。同时，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文化结构产生影响。国家文化是通过各种符号或表征途径影响个体的心理结构，个体在文化活动或文化消费行为中建构对国家身份和文化身份的理解，反映了国家与个体、文化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因为有大数据方法的应用，既形成了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构成的文化学理论研究成果，又形成了基于算法的国家文化谱系和国民文化心理的系列研究论文，如《基于社区发现算法的国家文化谱系结构挖掘》《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国际文化交流重要事件挖掘》《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正能量评价》《基于数据挖掘的国民文化特质识别方法》等。该书努力在文化研究中融入大数据方法，推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创新，预示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趋势。

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战略框架

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本质，是该书的一个核心观点。该书认为，与西方民族认同型和宗教认同型国家属性不同，中国是国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两位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包括族群历史过程与共同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质，更是国家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

该书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战略目标。21世纪中国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还需要深化国家文化战略设计，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根脉，国家和全社会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象征符号资源建设的自觉性。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握数字信息技术的机会窗口，特别是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全球化竞争中，中国必须在新一轮全球文化贸易规则的修订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中体现“中国要求”和“中国标准”，承担起促进全球文化市场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必须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要在世界市场的开放竞争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传播，进而才能建成文化强国，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文化自信。

《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一书及系列论文，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民族国家文化结构与文化认同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国内外相关主题的研究极少。这些成果既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现代化与国民文化现代性建构入手，深刻阐明文化建设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机理，逻辑清晰，体系层层递进，为形塑文化现代性、实现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启示，也引发了进一步从理论和大数据层面深入研究的需要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