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申俊涵 西安报道
“十年磨剑，初露锋芒。经过这十年探索，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投资渐入佳境，开始迎来被投企业密集申报上市的收获期。”近日，“硬科技”理念提出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说。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本次专访在陕西西安的曲率引擎光子制造园一区进行，“曲率引擎”本指科幻作品中的超光速推进系统，西科控股在打造硬科技企业孵化加速空间时以此命名，寓意希望园区的硬科技企业可以实现“超光速”般的成长发展。
中科创星的西安总部也位于曲率引擎之中，走进参观时会发现，其会议室大多以“1905”、“玻色子”、“引力波”、“熵减”等物理词汇命名，理性而严肃的工作氛围中，透露出一股理工生的浪漫与情怀。
曲率引擎硬科技企业社区光子制造园一区
米磊身着深色Polo衫、头戴细边黑框眼镜，出现在名为“面壁者”的办公室中。由于长期跟中国科学院及各大高校院所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打交道，米磊虽然转行做投资已经十年，身上仍有着浓浓的科研学者气息。交谈间，他言语专业严谨而不失生动幽默，态度理性又满怀激情。
他是中国“硬科技”理念的最早提出者，早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光所”）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经历，点燃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和信心，也让他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热潮翻涌的2010年，就敏锐观察到“卡脖子”硬科技攻关的重要性。
随后在2013年，米磊和团队在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的支持下正式创办了中科创星，这也是国内首家专注于硬科技领域投资孵化的机构。经过十年发展，硬科技概念从无人问津走向无人不知，投资423家硬科技企业、管理规模超过80亿元的中科创星已然硕果累累。
当硬科技投资成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前行最主流的航向，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仍很难找到跟中科创星完全对标的机构。一方面，中科创星投资团队成员大多是科研背景出身，其对硬科技的理解力和发展方向把控力有别于一般VC/PE机构，逐渐形成更前沿的投资视角。
比如中科创星从2013年开始布局光子技术，2014年开始投资光电芯片和半导体、2015年开始投商业航天……今年，在AI大模型火热的背景下，中科创星已经在2018、2019年前瞻布局了智谱AI、瑞莱智慧等企业。当记者问及中科创星现阶段的重点投资领域，米磊更多提及的是可控核聚变、光子芯片、量子计算、超导、合成生物学。
另一方面，中科创星为企业提供的投后服务也远超一般的VC/PE机构。它出资参与发起成立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简称“先导院”），帮助芯片初创企业降低流片成本。同时，中科创星还成立了星创科服帮助被投企业对接产业资源。
“我们希望成为兼具财务VC能力和CVC能力的一家机构，既拥有财务VC的判断能力，能够非常精准地判断出项目的增值潜力和回报潜力。又能够像CVC一样对产业形成深刻理解，通过投后服务对被投企业带来产业赋能的价值。”米磊说。
押注硬科技投资：这是一条艰难、漫长但又正确的路
《21世纪》：2010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是科技圈和资本圈重点关注的主题。在当时的环境下，您如何察觉到硬科技的重要性，前瞻性地提出硬科技的理念？
米磊：硬科技的本质还是科技，它反映的是对科学的认知以及对技术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具有科研背景的人更容易掌握基础研究的进展和不同技术发展的现状，也就更容易感知到不同技术驱动塑造的不同未来。
2001年，我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西光所工作，参与了当时西光所最大的产业化项目，聚焦解决光纤通信领域自聚焦透镜的“卡脖子”难题，并在近十年的工作经历里从技术人员一路做到总经理。
在这个过程中，我亲历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全过程。最终，我们打破国外垄断，实现自聚焦透镜的国产替代，并把元器件成本从当年的10美元降到1美元以下，这点燃了我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和信心。
而在被“卡脖子”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平等遭遇，也激发了我的深度思考。我发现，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很快，但事实上助推我们经济增长的底层产品主要还依赖进口，中国不仅缺乏底层核心技术，产业基础还是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长此以往，中国经济一定会遭遇国外的遏制。再加上当时社会上比较关注模式创新，对真正的底层技术创新，包括仪器设备、芯片这些都缺乏投入。
在那个时候，我想呼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才提出“硬科技”理念，引导人们了解什么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技术，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当时这个词提出来以后，很多人都不认可我们，甚至还有一些人嘲笑我们。但也有科学界、企业界以及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跟我们产生了共鸣。大家看到中国缺乏真正的硬科技，需要把短板补上，硬科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土壤下提出并且发展起来的。
《21世纪》：一些观点认为投资硬科技就像是去啃“硬”骨头，中科创星早期投资过程中是否也感到艰难？
米磊：的确，硬科技的“硬”，不仅体现在科技含量高、技术“硬”上，还体现在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产业化难等产业特点上，这是难啃的 “硬”骨头。投资硬科技，必须坚持长期主义，有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所以中科创星一直呼吁投资硬科技需要耐心资本。
我们选的看起来是一条很艰难、很漫长的路，但你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大巧若拙的选择。因为竞争者相对比较少，它的投资回报率会更高。
这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直存在“北坡难、南坡易”的说法，大量登山者选择从南坡登珠峰。但数据显示，往往从南坡攀登的死亡率却更高。部分登山者选择扎堆在同一时间窗口上山，导致登山沿途出现“堵塞”随之引发安全问题，是主要原因之一。对创业者来说，从北坡走虽然会更艰难，但越艰难会准备的更充分，走到后面竞争者也会更少，长期看更容易成功。
《21世纪》：如果说十年前，您需要说服产业界和资本方重视硬科技。现在，硬科技投资成为行业共识，大量资本都开始涌向这个赛道。中科创星是否感受到激烈竞争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米磊：随着科创板的推出，硬科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有一种略带夸张的说法叫“无人不投硬科技”。但说实话，从“知道”到“做到”，再到“做好”，中间还是有非常大的鸿沟，需要时间以及真金白银的教训。
硬科技投资和模式创新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不能用原有的思维习惯去投硬科技。从真实情况来看，很多人的思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还是在追求挣快钱以及投资Pre-IPO阶段的项目。相对来说，关注长周期、高难度硬科技的早期投资机构还是少数。
对我们来说，一开始也会担心竞争会更加激烈，但后来发现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化，我们还是回到“初心”，去坚守我们最应该做并且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在早期投那些最关键、核心的技术，比如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超导等。在这些硬科技领域需要的资金体量非常庞大，现在各家投资机构所投入的资金量加起来，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呼吁更多人来加入早期投资的队伍，支持硬科技企业成长。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硬科技越往早期看，项目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高，就越需要专业能力。只有真正理解硬科技，才能投早投小。而且现在和十年前不一样了，十年前投一个项目可能也就一两百万，学习成本很低。现在大家都是几千万地投，学习成本很高。
投后升维：常规服务之外，开辟硬服务模式
《21世纪》：与美元基金精干的团队相比，中科创星的人员规模算是相当庞大了。其中有大概一半涉及投后服务领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来做投后工作？
米磊：目前，整个中科创星和旗下星创科服团队共有150人左右，其中中科创星占三分之二，星创科服团队占三分之一。整体来说，涉及投后的人员有70人左右，规模确实不小。
这背后的考虑在于，首先，中科创星做的是硬科技早期投资，而越早期的项目成熟度越低，就需要投资经理和投后人员，在项目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中科创星目前投资了423家硬科技企业，它们对于投后服务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需要我们建立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投后团队。
其次，随着公司的成长和全社会对硬科技的重视，被投企业对投后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比如创始人需要学习更丰富的管理经验、公司需要更专业的高端人才、业务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这又要求我们有一支多元化的投后服务团队，承接被投企业各式各样的投后需求。
第三，光电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硬科技领域，也都是重资本的领域。企业开展研发和经营工作需要场地、设备，要想真正帮助他们，需要我们把投后服务做重。
所以我们做硬科技投资时，在投后人员上的投入比传统VC更大。我们也认为在硬科技投资时代，投后服务是拉开投资机构之间差距的关键之一。
《21世纪》：在对投后服务大量投入的过程中，中科创星形成了怎样的创新举措？
米磊：针对硬科技产业化对投后服务的特殊要求，我们把投后服务分为常规服务和硬服务两类。
常规服务即常规意义上的投后服务，包括宣传、培训、融资、产业对接等。硬服务则指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定制化研发场地，甚至专业化设备设施等硬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必不可少的“硬件”。比如，为企业提供芯片的流片设备就是一种典型的硬服务，这种硬服务也是对传统常规投后服务的升维和迭代。
在常规服务方面，我们跟市面上其它投资机构一样，免费向被投企业提供这类服务。包括硬科技创业营的培训、各种产业资源对接等，也都是免费提供的。
对于部分个性化、定制化，而且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物力的硬服务，我们以成本价向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这些硬服务不仅需要庞大的固定资产和设备投资，还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成本非常高昂。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种投入几乎是天价，但是又具有刚性需求，所以中科创星重金打造了硬条件来提供硬服务。企业只需要分担少量的平台使用成本，就能以低于市场上平台的价格获得专业服务。
《21世纪》：“硬服务”模式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目前有哪些帮助企业成长的案例？
米磊：硬条件和硬服务已经逐渐成为中科创星的特色之一。比如为了解决早期芯片项目缺乏共性技术平台的问题，中科创星在2015年出资参与发起成立了陕西光电子先导院。
这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光芯片领域的初创企业往往找不到合适的流片平台，而且少有的流片服务的也存在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我们打造光电子先导院这样的流片平台，并配套提供工程师提供专业化服务，可以为被投企业解决基础工艺、工程问题。同时，相对于外界市场化的流片平台，企业在光电子先导院的流片成本降幅达到近50%。
赛富乐斯是受益于我们“硬服务”模式的典型案例。当时，它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花费上亿元人民币买地盖楼、建厂房、建超净室，再买mocvd等设备。这对初创企业来说负担过重，而且在产线上投入过多资金，反过来有可能压低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
二是租赁先导院的设备和服务，这样一来，赛富乐斯就能把资金用到刀刃上。同时，企业买地、盖楼、建厂等环节至少耗时两年，先导院也可以帮它节省时间成本，这对创业公司来说无比珍贵。权衡之下，自然后者更适合初创公司的发展，赛富乐斯也由此落户陕西、入驻先导院。
对先导院来说，前期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平台建设，目前已经逐渐实现盈亏平衡。但今年先导院又从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拿出5亿元，新建了一个市场急需的6英寸的光芯片平台。该平台旨在为光子产业各类创新主体打通从研发到供货的完整链条，解决中小型创新企业流片困难的问题。另外，光电子先导院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只是因为与被投企业之间有信任基础，在服务上优先级更高。
十年磨剑，硬科技投资回报期已来
《21世纪》：今年，大模型成为新的行业风口。中科创星如何在天使轮就抓住智谱AI这样的明星项目？
米磊：中科创星最核心的能力就是科学精准判断未来的能力，尤其是在硬科技时代，我们需要有判断未来技术发展方向和趋势的能力，然后找到相应的科学家，提前进行投资布局。
具体在智谱AI的项目上，我们首先做的是预判方向。2016年后，深度学习技术快速崛起，国内人工智能很快涌现出 “AI四小龙”等基于图像深度学习的头部公司。
因此，作为一家投资早期的机构，我们就不关注深度学习方向了。我们需要去判断和寻找更前沿的技术是什么，于是，我们研究了人工智能下一步的技术趋势，找到了基于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处理的认知智能方向。当时，因此在认知智能这个领域投了好几年前沿的科学家团队。
投资智谱AI也是我们发现智谱AI是国内顶尖的科学家团队，在人工智能技术上非常领先，团队也因为科研能力的突出，成为国内最早做大模型的创业团队。
《21世纪》：硬科技投资周期很长，中科创星目前收获的IPO数量并不算多，您会介意这种落差吗？
米磊：如果以IPO为目标，PE投资相当于十米射击，VC相当于百米射击，天使投资相当于千米射击。天使投资IPO的回报和难度都远超PE投资IPO，因此对早期投资机构来说，IPO的数量要考虑时间周期和难度系数，重点还是看投资回报。
另一方面，硬科技的发展周期较长，一般是五到十年，难度系数很大的前沿科技时间可能会更长。天使投资的项目从开始到IPO往往需要十几年以上。参考一下首批科创板上市的25家硬科技企业，成立时间最早的是在2000年，2019年上市时各家企业平均成立年份近12年，当下市值超过300亿的几乎都经历了15年以上的耕耘。
中科创星在投资之前就做好了成为耐心资本的打算，坚定做长期主义者。同时，今年也是中科创星成立十周年，硬科技的回报期已经开始。仅在今年上半年，中科创星投资的企业就有5家进入IPO申报阶段。相信未来几年，上市企业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21世纪》：一方面，硬科技企业需要长期投资。另一方面，部分LP会对DPI尽快达到1有迫切的需求。中科创星如何在其中权衡，目前整体退出情况如何？
米磊：我们认为，并非所有项目都要等到IPO才退。如果回报已经比较高了，可以考虑退出一部分，尽早将DPI做到1，如此LP也更有信心支持。
同时，我们也在通过硬科技接力基金的方式，将最优秀的硬科技企业持有周期转换为10年及以上。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的单只基金持有时间普遍为7～8年。如果用两只基金接力，就可以做到15年，让我们真正成为陪伴硬科技冠军企业成长的耐心资本。
目前，我们的DPI数据正越来越好。我们2022年共退出了4个多亿，2023年会更多，北京硬科技一期基金的第6年DPI预计在今年年底会达到接近1的水平。从数量上来看，我们现有退出方式以老股转让居多，这是早期投资普遍情况。从全球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看也是同样，IPO退出约为30%，老股转让和协议转让并购占据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