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脸面的，又来做什么！还不出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中午，山西安邑县商人崔二珩新娶不到四个月的妻子张氏在厨房做饭时，“姑舅兄”阎洪廷出现了，张氏一见他就骂。阎洪廷二话不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刀子，朝张氏的脑后和喉咙猛扎，张氏当场死亡，阎洪廷自杀未遂，被雇工拿住送去县衙。

一番审讯后，县衙得知“姑舅兄”阎洪廷竟是张氏前夫，张氏短暂又悲剧的人生经历也被拼接出来：14岁结婚，17岁生子，26岁因贫困无法生活，她又舍不得把儿子卖掉，只好同意丈夫把自己“卖休”（先休后卖），并约定拿到钱财后逃走。多方张罗后，谎称寡居的张氏被丧妻的崔二珩以41两银子续娶。崔二珩对这桩婚姻也很满意，彩礼不高，张氏又年轻、能生育。

几个月后，孩子想母亲老是哭，阎洪廷就去找张氏。也许是再也不想过又穷又苦的生活，也许是新丈夫对她更好，总之张氏变卦了，拒绝回家。在阎洪廷第二次去找张氏时悲剧发生，他也“依谋人造意律，拟斩监候”。

“卖方出卖妇女的身体以获得钱财，买方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延续其家族。妇女则显示对男性欲望的服从。”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读到乾隆朝内阁刑科题本中埋藏的这个惨案时，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赵刘洋非常感慨。

历史档案看得越多，他越想起2013年在苏北农村从事田野调查时的经历，村民絮絮叨叨说着家长里短、喜怒哀乐，而历史档案里好多家庭纠纷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以某种形式延续着。于是，赵刘洋从女性“自杀”和“离婚”两个充满冲突的角度出发，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例，分析清代以来关于女性的法律规定与实践、社会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以及女性权利的变化，写成了《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一书。

在此之前，关于清代妇女史研究，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在国内外影响都比较大。通过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才女文化，高彦颐试图修正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是“受害者”的形象，认为那是“五四”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其实她们在自身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较强的自主性的。与此同时，在通俗文化领域，借助热播电视剧《甄嬛传》等，清代的“大女主”形象也深入人心。

但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内阁刑科题本时，赵刘洋发现清代女性生活研究中被忽视但又更重要的另一面，是数量更为广大的底层女性的真实生活。在保留下来的几十万个历史案件中，分为婚姻家庭和婚姻奸情两大块，记录的大多是相对底层的女性涉及的案件，西方学者关注的社会上层女性反而记录并不多。令人唏嘘的“张氏之死”，便是当时底层女性生存状态的典型缩影。

在清代社会底层，女性是作为和土地一样的家庭财产。一旦丈夫因饥荒或生病致贫，无力生存，她们或者被“典雇”，或者被“卖休”——前者是丈夫为了获取钱财，暂时与妻子结束婚姻关系，但保留赎回的权利；后者是丈夫同样为了获取钱财，而将妻子休掉嫁卖。总之，不管什么方式，女性都是牺牲品，被作为“物品”流通，身体成为她们唯一可出卖的“财产”。

清代女性的完全无法自主，还体现在她们面临骚扰和侵犯时，明明是受害者，但在社会道德、法律压力之下却只能“羞愤自尽”，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达到用重刑“绞监候”来惩罚对方的目的。

“清代底层女性的生活实际与所谓的‘自主性’画卷显然相去甚远。”赵刘洋在《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中说，西方性别史研究学者特别突出传统社会中妇女的主体性，而他想强调传统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她们既非简单的被动受害者，但和主体性也相距甚远”。

年轻的赵刘洋能在历史档案中发现清代底层妇女生活的复杂性，也与他的田野调查有关。2013年暑期，还在读博士的赵刘洋到苏北某农村做社会调查，了解从改革开放以前，到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对家庭道德伦理认识的变化。有年轻的女性向他抱怨，想早点和公婆分家，这样可以减少家庭矛盾。还有人说，村里有婆婆和儿媳妇激烈吵架后，婆婆愤而自杀。

女性在现代婚姻家庭里的纠葛和挣扎令他印象深刻，此后在枯燥的历史档案爬梳中，他更容易发现通常不为人关注的历史细节，并与之共情。“田野调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对历史有更多的鲜活感，会发现从档案中读到的一些东西，和今天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依然有很多联系，历史和传统是有延续性的。”

赵刘洋说，关注大量基层乡村社会妇女，倾听她们的声音，重视她们的权利保障非常重要，“清代至今妇女境况的转变，是越来越多原本失声的底层妇女的声音被听到和被重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