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五年的一天，沈周在书房里为其耕耘三年的十米长卷添上了最后一笔，他打算把这幅画赠与平生挚友吴宽，他们经历了短暂的相聚，即将再次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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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众多的诗书传酬为沈周、吴宽的友情增添了传奇色彩。二人本是苏州同乡，在青年时代相交相知。而后，吴宽作为明代第二位苏州状元进京入仕，官至礼部尚书并任弘治帝的老师。而沈周选择留在家乡，以其精湛的诗书画艺成为江南文人圈的核心人物。当吴宽再度回乡，二人均已接近知天命之年，他们重拾年轻时的诗文唱酬，书画酬答。在吴宽服丧期满归京之时，沈周递出这件准备了三年之久的临别赠礼。
在沈周笔下，一条小径从苏州郊外出发，时而隐没于山林，时而出没于河畔，归京路漫长辗转。评论人认为，沈周以千日之功，画出了毕生最为壮观之作，一树一石皆一丝不苟，却又轻松洒脱。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曾收藏这幅画作，他也赞叹此画“当是翁第一笔”。
卷后除王世贞近千言诗跋，还有明清十三家长跋，每一段题跋都为这幅作品增添了故事与担保，也成为其价值的保证。
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曾于《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中专门介绍了这件作品，当时它收藏于日本收藏家手中，由于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不是真迹，因而在日本逐渐为人所忽略。直至2017年该画出现在中国嘉德秋拍现场，最终以1.48亿元成交。而今，它作为重磅作品出现在龙美术馆的展厅。
3月24日，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在樱花盛开之际推出“龙与士：明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展出明代近三百年的书画文物83件（组），展示了刘益谦和王薇这些年在明代书画收藏方面的积累。
“收藏字画，特别是中国古代字画，明代文人字画是收藏人追逐的梦想。” 刘益谦表示，“从我自身来讲，能收藏明书画是自己不弃的努力实现。很多时候，收藏到一件明代作品时，自己外表装着平静，可内心激动久久不能平复。”
刘益谦在艺术市场向来以豪爽闻名，此次收藏特展也囊括了明代书画主要流派和人物，包括浙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及同时代大家的书法、绘画及信札，涉及到的创作者近60位。
一段明代文人交游史
本次展览有一幅沈周与江南文人合作的《蒲墩倡和图》。沈周在开头题写“蒲墩倡和”四字，然后绘了一幅设色小画，吴宽紧接其后作诗一首，其余十人和诗于后。这十人中有文林，他是文徵明的父亲，也是吴宽的科举同年。《蒲墩倡和图》记录了一桩江南文坛的盛举，参与者多为江南文人圈佼佼者，也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文人真实生活情态的写照。
明代中期，江南拜地利之便与工商鼎盛之赐，成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坐拥财富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使子孙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借此进入官场追求功名利禄。然而，在当时的明朝做官，并不如一般文人书生所想象的那样有回报。明朝君主强制专横，宦官弄权，党争不断。许多满怀雄心的文人在抵达京师之后常常无法适应环境借故提早辞官还乡。那些退隐田园的官员，以及其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仕的读书人，共同组成了一个隐士阶层。他们修建庭园和藏书室、搜藏典籍和艺术品，文人雅士互相邀宴，浸淫于笔墨丹青之中。在安逸的环境下，他们集会结社，彼此以诗书画作彼此和唱。
在这股风潮中，苏州逐渐成为了文人交游与书画的中心。这批画家生活在苏州附近的吴县，因此称为吴派。高居翰提到，他们大部分出身世家，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浸融了洋溢于社会的安全感和优越感，稳健和平衡是他们作品的主调。
在沈周之后，文徵明和唐寅是第二代画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如前辈那样在诗书互酬中发展出令后世人津津乐道的友谊。
文徵明和唐寅都出生于成化六年（1470），文徵明的家族自宋代起就是书香门第，在父亲文林的安排下，他从吴宽学文，从沈周学画，从小接受到顶尖的教育资源。唐寅的父亲是经营参观的商人，因此他早年也没有为生计犯过愁。文林将其作为弟子，介绍到苏州士绅和文人圈。
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为挚友，二三十岁的时候，文徵明和唐寅经常以诗文相酬，也留下不少记录日常生活的墨迹手札。展览中有一件唐寅致文徵明札，唐寅在手札中写道，宁波有位善画芙蓉的张秋江，驰名浙江，准备要拜谒文徵明。
二十九岁时，二人共同参加乡试，唐寅拔得头筹，文徵明名落孙山。然而，紧接而至的科场舞弊案波及了唐寅，也终结了其仕途的可能。当时，他写了一封动人的长信给文徵明，为自己的清白辩驳。文徵明也写了一封至今不存的书信为唐寅辩护。
此后二十年，文徵明参加科考屡试不中。唐寅则开始以卖画为生，并且维持着饮酒狎妓的放荡生活。二人的生活渐行渐远。
二人在生活境遇、性格禀赋上的差异也导致他们的作品风貌大不相同。高居翰认为，文徵明的画适合静默沉思，唐寅的画引人注目，会让观者目不暇接。文徵明很少会绘制装饰性、实用性的画作，或有关叙事、风俗或其他流行题材的作品。而唐寅的画风比较多样，兼有文人趣味和职业画匠风格，他最受市场欢迎的是仕女画，其笔下色调也可以特别和谐美妙，这点在文人画家眼里可能只是一种不必要的陪衬。
嘉靖二年（1523），年过半百的文徵明经由地方知府的举荐，前往京城任职。次年，唐寅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唐寅晚年作品中流传有多幅《金阊送别图》，金阊位于苏州古城西北部，山塘、虎丘、寒山寺都位于这一区域，想必画家在晚年经常于此送别故人。在本次展览中就有一件作品，画心绘有江南景色，远山归帆，柳溪水岸，江边数人正在相揖作别。这幅作品原来是吴湖帆的收藏，在2007年北京保利秋拍以1456万元价格成交。
文徵明的京官经历仅仅维持了三年，饱受党派纷争的困扰，他很快辞官回乡，从此抛开追求功名利禄的雄心壮志，在文人和画家的角色之中取得了妥协。当他把目标定在能力所及范围，文徵明的成就变得无可匹敌。在他周围形成一个由诗人和画家组成的圈子，而他母庸置疑是这个圈子的核心，同时也是整个苏州诗坛与画坛的巨擎。
八十八岁之时，文徵明绘下一幅《兰亭修禊图》，描写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文人士大夫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场景。兰亭修禊是画家普遍表现的题材，文徵明一生中也画过多幅，其中台北故宫藏作于嘉靖三年（1524）的一件可谓精心之作，北京故宫也藏有一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作品。本次展出的作品与北京故宫一件构图相似，但青绿设色较为艳丽——在一段蜿蜒绵长的青绿山水之后，画家安排了茂林修竹之间的流觞曲水，雅集者“列坐其次”。王羲之出现在画卷末尾：一人端坐于高大轩敞的亭中，面对所有的雅集者，扮演着雅集书写者的角色。
文徵明活到九十高龄，在他的晚年，曾经的友人都已逝去，关于唐寅的民间戏说故事甚至已经开始流传。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并成为“明四家”。仇英的出身比唐寅更低微一些，早年甚至担任过漆工，他以非士流出身而能在画坛大放异彩，完全得益于其突出精湛的绘画功力。与唐寅一样，他既工设色，又擅水墨，山水、花卉、界画、人物、仕女无所不能。
唐寅与仇英二人无意间培养了一种“工业”，在苏州有一批画家善于画装饰画、书籍插画和春宫，特别擅长仿唐寅、仇英的风格，他们被后世称为“苏州片”。在这批仿制品中，很大一部分加上了大师的“印款”，直至今日还在流传。
台北故宫曾经做过一个以“苏州片”为主题的展览，认为苏州片虽然产生了大量伪作，但也不乏比较精美的作品。但这类伪品显然对仇英造成了损害，而今，任何人想要了解、评价仇英，首先就要肃清这历年累积下来、数目庞大的赝品和不重要的追随者的作品。在高居翰看来，这一大堆平庸货混淆了他的名声，使人以为他是一个多产而无想象力的画家。
查阅近年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与仇英相关的拍品都标为仇英（款）、仿仇英，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仇英市场价格的起伏不定也与此密切相关。在展厅的核心位置，有一幅仇英的《人物图卷》吸引了大量关注，人物生动，装饰性佳。
展览中还包括徐渭的《墨花图卷》，查资料可知该画曾于2021年亮相中国嘉德春拍，并以4600万元成交。狷狂的徐渭在整个明代绘画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异类存在。
晚明绘画的集大成者董其昌也有多件作品参展，其中《书画合璧山水小景》曾于2020年在中国嘉德春拍上拍得7475万元。董其昌是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同时也是当时的首要学者、书法家、画论权威。他提出的“南北宗论”梳理出一条山水画系的理论脉络，歌颂文人画传统，贬低院画派和职业画家。他的巨大身影笼罩着晚明乃至整个后世的绘画发展。另有一件《致江南名士信札合册》包括39通信札，内容极为丰富。有对收藏大家吴用卿的邀请，有讨论项元汴收藏有误的评价，有组织武林大会的详细细节，甚至有因朋友无子代为推荐中医的介绍信。鲜活的董其昌及其交际圈跃然纸上。
龙美术馆的收藏梦
刘益谦在展览开幕式上回忆说，他与王薇收藏的第一件明代艺术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城隍庙淘到的一幅字画。
而后四十年的收藏经历，也证明了刘益谦对于明代的钟爱：2009年以1.69亿拍下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卷》；2014年以2.8亿港元拍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并在移交现场顺手倒了点茶一饮而尽；同年以3.48亿港元拍下十五世纪“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次年，再以1402.6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8690万元)拍得一件明代永乐年间的佛经。有说法提出这件佛经是郑和真迹，刘益谦也相信这种说法，他在展览开幕当天多次提到这件作品，经过反复考量，最后没有在现场展出。
“从布衣和尚当皇帝，到叔侄抢皇位，皇帝被掳走，到最后上吊自杀，整个明代的帝王传承就是传说。”刘益谦表示，或许对他来说，拿鸡缸杯喝一口茶，摩挲古代名人的真迹，拥有这些明代精神的物质存在，就是最好的沉浸式体验历史的方式。本次展览的大量作品，既展现了明代艺术的风华，也能一觑刘益谦的收藏趣味。
展览中有一件隆庆帝的《行书五言诗》：剑气冲霄汉，文光射斗牛。隆庆帝是明穆宗朱载垕，嘉靖四十五年（1566）即位，在位六年，终年三十六岁。他在位期间，启用徐玠、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名臣良将，实施新政，解除海禁，使走下坡路的明朝焕发生机，史称“隆庆新政”。
这幅书法以480万元的价格在2014年上海敬华春拍成交。拥有一件明君的书法作品，或许是了解明代政治历史乃至文人生存环境的重要切口。正如策展人谢晓东所说的，“皇权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复杂张力不仅是解读明代社会演变的关键线索之一，也是今天观者欣赏阅读明代书画的重要入口。”
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士大夫来说，书法是必修的功课。良臣和名将的墨宝既是珍贵的艺术品，对于粗略了解历史的人而言，也是无需深入了解笔墨就能快速欣赏和共情的一种途径。
赵南星是万历二年（1574）进士，也是东林党的重要代表，他三次入朝三次遭贬，最终被阉党魏忠贤矫旨发配，客死戍所。赵南星一生公正无私，刚直不阿，受时人尊敬。展览中有其自作诗，从中可以读出一代政治家、文学家的风骨。从其后题跋可以看出，从嘉庆年间起，这幅诗作的收藏者广泛邀人赏玩题跋。手卷的递藏也展示了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这件作品亮相北京匡时2016年秋拍，最后以4393万元成交。
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经先后三赴辽东抗清，与孙承宗、袁宗焕并称“辽东三杰”。中途他曾辞官回乡七年，《种树诗》被认为是当时所作。天启五年（1625），熊廷弼卷入党争，被阉党诬陷贿赂东林党人，先是革职查办，然后下狱待审。狱中的熊廷弼思绪万千，悲痛至极，写下哭别“父母、老姊、老妻、爱妾、娇儿、爱女以及我身”的《七恸歌》。这件作品在完全放松的宣泄情绪前提下，奔放而豪迈。
2013年和2016年，刘益谦分别以1840万元和1667万元价格拍下《七恸歌》和《种树诗》，超过起拍价的数倍。从历史数据来看，熊廷弼作品亮相拍卖市场的机会不多，刘益谦多次出手高价拍得，显示出对于熊廷弼的特别钟爱。
晚明时期，一些画家不同程度卷入党争，或受到晚明叛乱的影响。以至于晚明绘画中出现了某种内向的倾向，展现了无法诉之于现实的逃世欲望。
程正揆明时任翰林院编撰，入清任工部右侍郎，后因满汉官员矛盾激化，顺治十四年（1657）被罢官，回到南京。1642年，39岁的程正揆开始创作《江山卧游图》卷，起初是为了排解为官不得游历名山秀水的苦闷，后来随着自己贰臣的身份及在清朝为官的遭遇，胸中块垒化为笔底烟云，对故国江山的无限怀念，一发不可收拾，据说至其1676年去世，总共画了500卷之多。程正揆对这些作品进行了顺序的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卷《江山卧游图》，题款中分别标明第二十五卷和第二十七卷，上海博物馆的《江山卧游图》则标为第一百八十七卷。
本次展出的《江山卧游图》是程正揆在这个模式下创作的第一百五十八卷，创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是他被罢官后活动于金陵，转益多师，画艺渐臻的创作丰收期。这幅作品于2013年亮相匡时秋拍，以932万元成交。
根据对拍卖数据的不完全统计，本次参展的重磅作品，还包括姚绶的《行草书卷》、张弼、李东阳等的《守南安送行诗卷》、周臣的《观潮图》、唐寅的《行书七古诗卷》、沈士充的《江南秋色》等。除了价格破亿的沈周《送吴文定行图并题卷》，还有十多件作品的价格达到千万，多件作品的成交价格超过估价数倍甚至数十倍。
例如张弼、李东阳等的《守南安送行诗卷》，拍前估价120万至180万港元，现场以95万港元起拍，经十余轮角逐，加佣金最终以2777.5万港币成交，是最低估价的23倍。赵南星的《草书诗翰卷》拍前估价1000-1500万元，最终成交价4393万元。熊廷弼的两件作品也是估价三四百万，最后分别以1667万元、1840万元成交。
刘益谦曾经表示，“收藏本身是可遇不可求，是用时间换空间”，在他看来，经过市场的涤荡，而今出现在市场上的精品佳作越来越少，遇见一件质量上乘而令人心动的机会更少。有时候遇到现场拍卖时争抢的情况，他会觉得，“这件东西放手，下一次要有十年过程再去等待。”
“办这次明代书画展，挺纠结的，”作为展览总策划，刘益谦坦言，他前前后后推翻了几次不同的构想，最后选择了现在的呈现，“这也是我自己收藏的喜好表现。明代三百年，文人的思想，文人的绘画与书法，就像一座丰碑，永远是我们的骄傲和仰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