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干流全长1577千米，流经陕西和湖北两省，在武汉汇入长江。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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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陕西安康的作家袁凌将汉江看作自己的母亲河。尽管没有自幼生活在汉江边，但他从小就知道，下雨天从电线上一滴滴落下的水珠、从屋檐上流下的水流，最终都将汇入汉江。后来袁凌来到北京，知道北京70%的生活用水来自南水北调，自己饮用的可能是家乡的汉水，在他看来，汉江更是中国的第三条母亲河。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
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前，当时作为记者的袁凌曾前去探访汉江，从汉口的龙王庙往上游一直到达嶓冢山的古汉源。但在报道完成后，袁凌觉得还不够深入，又在后来的八年里多次回访汉江周边，专门去的有十几次，每次四五天到十几天不等，最终完成了非虚构作品《汉水的身世》。
走访过程中，袁凌发现了汉江的几大问题：围绕调水产生的缺水与争水、南水北调移民、汉江航运的兴衰、渔业和渔民，以及汉江的自然生态问题——这也是《汉水的身世》五个部分的主要内容。
与袁凌之前创作的聚焦个体故事的非虚构作品不同，《汉水的身世》以汉江为生命对象，描绘了它的历史和现实遭遇，并将这条河流和它的子民作为整体来书写，勾勒了两者互相依存的命运。它是更为综合性的作品，既包含了袁凌的个人情感和体验，也具有强烈的调查性质。
“我不只是在写一个题材，更主要的是在写一种情感，它是从我个体切身经验出发的。与此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调查，（完成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记者生涯的一次回归。汉江的现实遭遇是值得大家关心的，它不仅仅是情感的事。”袁凌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2020年之后，受疫情影响，袁凌的许多走访计划未能成行，给创作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汉水的身世》总归还是记录下了汉江的前世今生和许多相关人物的命运，用袁凌的话说，这本书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汉江的一种交代。
《汉水的身世》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1月版
对汉江现状充满忧虑
袁凌出生和成长的陕西安康平利县并非在汉江边，而是在山上。但正因如此，袁凌对大江大河格外向往。
袁凌对汉江最初的认知源于曾在汉江边上学的父亲。从小，他就常常听父亲自豪地讲述横渡汉江的故事，在父亲的描绘里，汉江宽阔而清澈，让他神往。不仅如此，汉江对袁凌而言代表着远方。他知道，家乡的小河沟的水都将汇入汉江，而家乡的人想坐火车，也要去坐落在汉江边的安康火车站。
中学时，袁凌到安康市上学，终于如愿见到了汉江。他也常常在汉江里游泳，感受清澈而自由的江水。但汉江也有一些危险的时刻，有一次，袁凌模仿父亲横渡汉江，结果差点淹死。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江心，在自己都要放弃的时刻，袁凌脚下突然踩到一块石头，侥幸逃脱险境。
后来到了上海和北京，袁凌仍然能感到与汉江的某种联系。汉江汇入长江，长江又东流至上海入海，袁凌仿佛是顺着汉江往外走，顺流而上又能回到家乡。在北京，袁凌喝到了从汉江调来的水，再次受到了汉水的哺育与馈赠。“这种感觉很奇妙，就是家乡的一条河，不管你走到哪里，你的根都在那里，它一直是你的母亲河。”袁凌说。
每次回到家乡，袁凌都习惯先在汉江边走走再回家，不然就好像少了点儿什么。有几次袁凌感到精神苦闷，他就先到西安，再坐上半天的大巴车回到安康，在汉江边走一走，受创的内心就被抚慰了。袁凌还一度在汉江边买了房子，每天与汉江朝夕相对。
《汉水的身世》是袁凌从自己的感情与经验出发的作品。与以往客观节制的写作不同，这本书里充满了个人情感的表达，袁凌也坦承，自己在写作汉水时有更多的代入感，没有刻意保持客观。
“这种代入感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了我的母亲河经历的这些，我没法做到完全冷静地旁观。汉江对我来说也是一份个人的经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一个职业的分析写作者要面对的他者的经验。”袁凌说。
但与此同时，《汉水的身世》围绕汉江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结合南水北调的背景，展示了移民、航运、渔业、生态等焦点问题，无疑具有更广泛的公共性。在袁凌看来，汉江的这些现实境遇是值得公众关心的，它们的重要性超越了作者个人感情的表达。
可以感受到，袁凌对汉江的现状充满忧虑。汉江的支流、位于袁凌家乡的岚河修建松鸦水电站时，袁凌邀请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再加上后续相关政策的要求，松鸦电站的拦水坝上最终加上了直径30厘米的生态孔，从而确保下泄水量，维护生态系统。尽管这个生态孔后来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但袁凌一度为此感到庆幸和安慰。
写作《汉水的身世》也算是袁凌对汉江的一种交代。“至少自己做了一件事儿，这样心态上能平静一点。”他说。
中国第三条母亲河
在袁凌看来，汉江的地位经历了从重要到衰落再到回归的变化过程。
从文化上看，汉水对于中国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诗经》《楚辞》等文化经典中，都有记录和赞颂汉水的篇章。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点出了汉江与长江、黄河、淮河并列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楚国的都城丹阳就位于汉水流域的丹江口、淅川一带，后来楚人逐渐向东南迁徙，汉江孕育了繁荣的楚文化。著名的曾侯乙墓也发掘于汉江流域的湖北随州。
秦朝灭亡后，刘邦受封于汉江发源地的汉中，被封为“汉王”，在统一天下后又以“汉”为国号。汉朝建立起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前后四百余年经济、文化等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汉逐渐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称谓，并衍生出了汉族、汉字、汉服等词汇。可以说，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发源地。
此外，汉江在历史上也是一条航运要道。尤其在其他河流大多呈东西走向的情况下，中下游接近南北走向的汉江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袁凌查阅历史资料发现，战国后期楚怀王为商人颁布船运免税通行证，可以在汉江及其支流唐白河航行，并上达十堰郧县和陕西旬阳的汉江上游。可以推断，当时汉江中下游的商业航运已经十分繁荣。
到了汉唐时期，西安和洛阳先后成为都城，南北运输的需求大增，汉江的地位日益重要，并逐渐形成了“南船北马”的水陆联运格局。一直到南宋末期，汉江漕运都处于鼎盛，南方向北运输粮食和茶叶，北方向南运输盐和明矾，沿线城市也因此发展兴盛。
近现代时期，汉江仍然保持了航运要道的地位，甚至一度因修建襄渝线刺激物资运输需求达到新的高峰。但在丹江口建设水坝后，上下游被截断，下泄水量也因发电变得不稳定，汉江运输逐渐衰落，作为黄金水道的汉江和周边曾因此兴盛的城市日益在大众认知中沉寂下去。
20世纪50年代，南水北调的设想被提出，随着调研的深入，汉江因清澈的水质成为中线工程的水源地。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地供水，不仅保障了当地民众的饮水，也为华北地区的一批河湖进行了生态补水。汉江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汉江始终是一个默默付出的角色，它没有那么变化无常，也不是最著名、最显赫，但它其实一直在付出。”袁凌总结道。
尽管《汉水的身世》是以汉江这条河流为写作对象，但袁凌仍然保持着关注人和生命的一贯态度。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与汉江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的故事。
在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向汉江走去的风尘仆仆的背影，他是汉江航运博物馆的发起人和馆长刘贵棠，也是让袁凌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之一。
刘贵棠原来是水手，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旬阳县航运公司，但没几年，汉江航运逐渐衰微，旬阳县交通局汽车运输和航运公司合并，刘贵棠也被调到了陆上。然而，热爱水上生活的刘贵棠并不想就此和它告别，他开始搜集和汉江航运有关的物件，并四处拍摄大量照片，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个私人性质的收藏博物馆。
2010年，刘贵棠得到政府经费的支持正式筹建起汉江航运博物馆，其中一共有2000多件个人藏品，并在后来陆续征集到1000多件物品，包括铁锚、船票、船靠码头时缓冲的靠帮球、交货结账用的码头签子等等。
虽然刘贵棠并不愿意多谈，但袁凌可以感受到刘贵棠最初面临的种种艰难：家庭不支持，觉得他花冤枉钱，东西太多又没处放，还要放到朋友乡下的空房子里。“这个人肯定是对汉江的历史记忆有独特的感情、有留恋，经过长年累月的坚持，才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
直到现在，刘贵棠还是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一方面继续收集与汉江航运相关的物件，另一方面为宣传保护汉江生态环境奔走。
还有绰号“水娃子”的打鱼人，袁凌没有见过他，但十堰韩家洲村堵河口的当地人几乎都知道他的故事，提起来都感慨。
1968年丹江口水库蓄水时，水娃子一家作为移民搬到了湖北咸宁的嘉鱼县，几年后因为不习惯又跑了回来，在船上漂泊过，在废弃的红薯窖里安身过，在别人家的窝棚住过，直改革开放才在帮助下盖起了土房子安定下来。然而到了南水北调时，水娃子又被划为移民要搬迁，搬去黑龙口移民村没多久，水娃子再次跑回了堵河口，跟到着小儿子在废弃的坡顶小学教室里度日。
2021年，袁凌来到这所学校，发现校园里芳草萋萋，教室的门窗也已经破碎，但墙上还残留着半边的“喜”字——这是水娃子小儿子的长子前一年娶亲时留下的。“这种命运的悲喜让人感慨，其实也没什么喜，都是悲凉的感觉。”他说。
面对汉江边的人沉浮的命运，袁凌常常觉得感慨，但又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只能把他们的遭遇和内心的挣扎写出来，他们的身世之悲应该被记录下来。”
对话袁凌：汉江和它的子民都是无名的、沉默的付出者
第一财经：在《汉水的身世》里，你经常提到汉江的清澈、沉静、宽厚，你会把汉江当作一个人去观察和写作吗？你觉得它和中国的其他江河相比有什么独特的气质？
袁凌：我们把汉江和同是长江支流的湘江比，湘江的水也很清，但它和汉江的清是不一样的。我亲身体验过，汉江的水有种清越的感觉，湘江的水虽然清，但其中含有一种黏糊的感觉。湘江经过红壤地带，沿途的湖南近代以来重工业发展又带来了重金属污染。而汉江没有经过大的工业带，流经的地方是沙质土壤，透水性好，所以你会感觉更清澈。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看汉江就好像江不存在一样，光线直接就透下去了，经过那么深的江水印在水里的沙滩上还是那么明亮，毫无损失，这种感觉是在其他的江河是找不到的。
我写汉水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或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是把它作为一个生命来写的，这不一定意味着把它拟人化，但它必然有一种活的东西，有一种它自己的品格。
汉江和长江有点像，更多还是南方的一种性格，它没有那么暴戾和变化无常，更多是一种默默付出的态度。它的名声没有长江、黄河那么大，它不是最著名、最显赫，但是它其实一直在付出，有它深层的内秀。
汉江流域是道家文明最兴盛的地方，从上游张鲁的五斗米道，到中游的武当山。汉江也确实有一种道家的感觉，符合道家的隐逸、内秀。汉江流域的人，比如襄阳的诗人孟浩然，他和李白、杜甫就不一样，他不是特别豪迈，也不是特别悲壮，他有种隐士的感觉，个人风格的辨识度非常高。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也写到了很多生活在汉江边的人，比如移民、渔民、船夫。就你的观察，你觉得这些在汉江边生活的人会像汉江一样，存在一种共同的、独特的气质吗？
袁凌：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是移情，是我们赋予他们的一种气质。他们和汉江所处的地位相似，是一个需要付出，但名声又不是很大，这样一个无名的、沉默的付出者的角色。
如果说有什么主动的气质，那就是这边的人是没有自居为文明中心的。像我这地方的人，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无法向别人介绍自己。你说你是陕西人，他一听就想到黄土高坡，但是你说你的家乡其实在地理意义上属于南方，属于长江流域，他简直难以理解。
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不清楚的，我们在文化上的定位、在民族当中的位置、我们的个性、语言、风俗，都很难向大家解释，但这可能就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那种中心主义和自大。因为没有一种特别强势的文化的主导，也就没有一种特别强势的性格。这个地方的人有一种自谦式的态度，没有特别的去强调自我身份，这意味着他愿意以开放的姿态去接受一些东西。
第一财经：你在跟这些人的交流中，能感受到他们展现出来的对汉江的情感吗？
袁凌：这种情感是很复杂的。中国人很实际，他平时靠山吃山，靠水靠水，不太去说这个东西，也不太去想。但是一旦那个山或水没了，他时时刻刻都感到很痛切，这个感觉有的是能说出来的，有的是说不出来的。
能说出来的，比如他觉得以前吃的水好，到了新的地方水都是一股呛鼻的味道，还有最明显的水土不服。而说不出来的就是那种故土难离的感觉，他习惯了之前的生活，尤其是五六十岁的人。所以好多人要回去，宁可当一个流浪的，当一个没有户口的人。这种情感是他心里面很温柔的东西，他不一定说得出来，但实际上是存在的。你能够看到这些人其实是有很深的乡愁的，他可能羞于表达，但是从他选择落叶归根，快死了都要回到老家去，你是可以感受到的。
我觉得一个在江河边生活久了的人，你让他到一个没有江河的地方，他就会感到很憋闷、很贫乏，少了一些想象力，少了一些陶冶。江河天然带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一种远方的感觉。就像我小时候向往汉江，后来真的到了汉江就觉得心胸开阔，有一种远方的期待。我后来每次回家乡都习惯在汉江边上先待一待，走一走，然后才找到了一种感觉，再回到小县城里，直接回去的话就觉得少了些什么。
这种感觉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只是不大去说，但乡愁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一种与审美和心灵的滋润有关的东西。
第一财经：在实地探访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是你之前就完全没有设想到的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场景吗？
袁凌：有些美景还是挺难忘怀的。在丹江口水库下，我第一次见到鸬鹚捕鱼。那么大的一条江上，那么汹涌的激流，有人用小船架着鸬鹚在捕鱼。你感觉他是靠着原始的生命力在跟江河搏斗，那种生命力的激荡很难忘。但是后来再去的时候就没了，下泄的水量小了，没有那个船，也没有那个鱼了，空荡荡的。
还有我去探访白河县卡子镇，它的矿山很深，我搭车很久到小镇上，又找了一个摩托车骑上去，接着我自己往上面爬，爬的过程中看到水黄得简直像锅巴一样，黄亮亮的，一直爬到山顶，水还是那么黄，这真是我从来没见到过的。为了实验一下，我用黄水洗了一下手，立刻感到手火辣辣的，当时就觉得自己会不会得癌症，因为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砒霜。后来我赶紧去找稍微干净的水，找了半天也找不着，最后用草去擦，擦也没擦干净，觉得手上还一直是火辣辣的。
还有一些小人物的场景，比如有个老船长，他在江边跟我聊完天之后，一个人拄了个拐杖晃晃悠悠地走了。你就想到他原来好不容易当上了船长，那么风光，结果后来行业衰落，他完全失去作用，腿脚也坏了。你就感觉一个时代落幕之后，个人完全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场景也说不上悲壮，但是你还是很难忘。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