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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中年”的共鸣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最近，青山资本出了一篇让很多人扎心的报告《35岁，中国式中年》。通篇报告读完，唏嘘不已。它全景化地展现了中年困境的诸多现象，但现象不代表真相，我同意一部分，但总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35岁+中年”，也想谈谈自己的思考。

先说同意，或者说让我有共鸣的部分——

在中国，35岁的确是个带有分水岭意味的年龄。公务员录取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城市落户政策要求35岁以下；医院里辅助生殖科室写明，高龄试管婴儿门诊针对的是35岁以上人群；四川大学研究了30万个招聘广告，发现上海8成以上、成都7成以上的社会职位都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

“35岁+的中国式中年”不仅就业难，政策惠顾少，连各大城市吸引人才也要求“35周岁以下”。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年龄歧视。我们社会目前的年龄歧视很严重。不仅在职场，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年龄歧视。前不久，我看到南京有一个针对全球青年小说作者的扶持计划，年龄要求是35岁以下。作为斜杠悬疑作者，我看了很郁闷。连写个小说也有年龄歧视？

要知道，日本社会派推理大师松本清张出道年纪是41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第一部作品写于37岁，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全职主妇。亨利·米勒开始写作的年龄是43岁，美国有个开启了硬汉派推理的小说大师——钱德勒，他的首部小说写于51岁，在此之前他几乎是个酗酒的混混（也做过公务员和企业高管）。

大部分的小说家都是大器晚成，韩寒、张爱玲这样的年少出名，反而是少数。因为文学创作需要大量的人生阅历，不到那个岁数，很多事情根本就理解不了。就这，很多创作扶持也都是针对大学生、“35岁以下青年”，中年人连个文学的避风港都不配有吗？这样的年龄限制，有必要存在吗？

如果用学者刘瑜的话说，年龄歧视算不算是一种“表亲的专制”？讲到“表亲的专制”，学者刘瑜是拿印度的种姓制度来作案例的。其实这种专制，任何国家社会都有，欧美国家也有。它是指压迫一个人，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规范和习俗，所谓“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人到中年，容错率更低，牢笼也更多。“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让我们的视野日渐狭窄，思维更加固化。人们求认同大于求真理，彼此认同才抱团取暖，不认同则互不往来甚至恶语攻击，加深了彼此的沟壑。

突破牢笼，不仅需要我们个人修为，更需要社会集体观念的跃升。

“中国式中年”真有这样的标签吗？

但这篇报告还有些地方让我质疑。

首先，报告所定义的“中国式中年”——这个标签是否准确、合适？

为什么要定义“中国式中年”呢？所谓“中国式”是一个相对概念，是针对“美国”、全球而言的。

报告里对比了中美两国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收入曲线呈现倒U形分布，倒U形顶部的年龄称为“黄金年龄”。美国和中国，在2000年以前，“黄金年龄”稳定在50～55岁左右。2000年以后美国继续不变，但中国的黄金年龄不断下降，到2005年以后降至35岁。

也就是说，在国内大部分人劳动收入的巅峰就是在35岁，35岁以后不升反降。结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以及国内退休规定，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35～60岁的群体，因此称之为“中国式中年人”，目前大概有5.3亿人，占到总人口的38%，男性和女性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我的疑问在于——毕竟中年人口有5亿人，这5亿人是不是就能被“中国式中年”这几个字简单概括呢？

不说中国有多大，大城市中年和小县城中年就不一样；在年龄上，35岁和45岁不一样，45岁和55岁也不一样，无论体力心态都不在一个层面；在行业分布上，传统制造业和新型产业上的中年人也不一样。

所以，报告里强调的“中国式中年”的标签应该被继续窄化，报告里提及的“中年危机”更多指向互联网新经济下的一些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这四大类行业。这“四大行”薪资最高、年轻化的程度最高。

这“四大行”多分布在北上广深和重点省会等一二线城市，所以所谓的“中国式中年”应该被聚焦为“中国一二线大城市新经济产业下的中年人”。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中国式中年”，但并不是全部，从全国统计上看，甚至不是大多数。

他们的具体面貌大概是：工作生活在一线、新一线城市，多从事TMT（Telecommunications，Media，Technology）新经济行业、重点本科以上学历、35岁+，职业面临瓶颈甚至有失业风险，之前的高收入让他们有高消费的习惯，同时也面临高贷款的压力……他们的关键词是：大城市、TMT、“三高”。

这样的人群，放在“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中国占比多还是少？如果不是大多数，能不能代表“中国式中年”？当然这不是重点，不论是否占多数，标签是否准确，关注这样的群体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代表了某种趋势。尤其是在一二线大城市中正在发生的趋势——即从工业社会向知识型、新经济主导的社会快速转型。转型释放的巨大能量，裹挟着我们这些中年人，步履蹒跚、艰难向前。

中年危机是个什么问题？

我第二个质疑的问题是，中年危机本身。

报告中提及的中年危机，说全球范围似乎“45岁才面临的中年危机”，我们被提前了十年，真是未老先衰。

中年危机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近些年媒体、影视也一直有所讨论。表面上看，这是个人甚至隐私问题：职场上，行业迭代快速、企业很容易找到“高性价比”的“平替”，中年人体力精力跟不上，工作中如芒在背，上去很难、下去很快；生活上，上有老下有小，面临各种经济压力。

这里一方面固然是个人身份的转型，但还有更宏大的时代底色——近4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每年近1%的城市化率。中年危机是一个跟城市化有关的问题。

为何这么说？如果我们是农民，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得在田里干活，无所谓“中年危机”。因为每年都有危机、年年都要面临不同的气候、自然灾害，靠天吃饭。

如果我们生活在草原上，游牧狩猎，也无所谓“中年危机”，因为每天都有危机，要担心气候变幻、狼群袭击，时刻要迁徙。报告数据也表明，农林牧渔等养殖行业，最不受年龄的制约。

正因为定居在城市里，尤其在大城市定居生活。我们才感到“中年危机”，城市是专业分工的地方，专业就容易更新迭代、容易找到“平替”。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行业乐高的“颗粒”，颗粒与颗粒之间差别不大，容易彼此取代。

越是讲专业的岗位工种，替代性越强，因为专业迭代的速度永远快于个人能力进步的速度。并且你如果只埋头站在自己的专业维度，也很难看见自己的进步空间。我之前写过不少文章，鼓励大家发展斜杠，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生在“35岁”，比全球中年水平提前十年？纵观“35岁现象”多发生在一二线大城市，大城市TMT行业密集、劳动力供应充沛、行业迭代也更快速。

在欧美，一百万人口就是一个特大城市了，在中国有九十多个县人口超百万啊！人口多、速度快、迭代快，所以顶点提前。

但我觉得也不用过分焦虑，大城市虽然“35岁现象”多一些，但“35岁+”的机遇也不少，很多人四五十岁转型成功，迎来事业第二春。毕竟大城市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存在各种利基市场，任何一个细分市场你只要切入进去，好好干，扎实做，总能生存发展。

年龄是社会选拔机制的一个参考因子，而不应该是淘汰机制的分界线。并且，年龄的权重要远远小于个人的能力、资源和成绩。

我甚至认为“35岁危机”是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假命题。它很容易让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为年龄，造成思考的懒惰。

其实，35岁失业不可怕，35岁时，我们父母还年轻，有养老金；配偶也能工作、孩子还小很可能也是父母帮带，养育的负担不算太重，甚至有些老人在贴补子女。35岁，我们多加准备还是可以找到新赛道，甚至自立门户。

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贷款和杠杆。贷款不让人停歇，让人们不敢试错。所以中年人的当务之急，只能是“降杠杆、还贷款。”

年轻人试错还有父母兜底，中年人只能自己是自己的底，甚至还是别人的底。

负增长是否还有新机遇？

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首现负增长，减少85万人。人口数量由增转减与人口结构老龄化并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我们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增速放缓，效率也会逐渐变低，未来可能会和日本很像，也将进入“低欲望时代”。

“低欲望社会”将导致消费不振、经济低迷。但我们国家人口总量大，再“低欲望”，消费总量还是庞大的。况且，日本哪怕在“低欲望时代”也产生了很多全球性的品牌，“优衣库”“无印良品”就是在这个时代崛起的，日本的动漫也风靡全球。只是“低欲望时代”，大家对消费内容会转变，物质消费可能会逐渐走低，服务、体验型的消费日渐崛起。

报告也给中年人指出了新出路——是老龄化社会下的新型服务业。但我认为服务不是一条出路的方向，而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转型，是以后经济发展的底层思路，就跟互联网一样，无处不在。以后的社会，甚至不用多少年，一切行业都追求服务。

所以也不会存在一个大门类叫“服务业”。

现在也是这个趋势——互联网带来的反向定制模式，它算是制造还是服务？高科技平台企业，更是融合多项服务。比如，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服务、大数据算法的推送服务、会员用户的收费订阅服务等等。

服务是一种意识、一项思维，它跟互联网一样无处不在，这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所有人职业转变的路径。这种趋势近些年非常明显，为什么现代女性拥有更高的职场地位，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女性更有服务思维，更适合现代经济和职场。

所以说，当我们抱着从别的行业出来，转型“投身”去一个“服务行业”，这样的思路才有问题。服务是底层思维，不仅仅是一项具体技能。

要支持而不是要焦虑

对我们个人而言，“35岁危机”是在于人生目标的阶段性转换甚至缺失。在此之前大家路径是差不多的，到了35岁，由于环境快速变化，个人际遇急剧转变，可能会导致一些阶段性的“失重”。

35岁的分水岭是在于，有些人能快速寻找整合新目标；有些人却可能要徘徊迟疑更久、花费更多的时间找到。

“35岁危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被过度聚焦、放大。这容易导致一种“光晕效应”——把年龄作为一个重点要素向周围弥漫、扩散，从而掩盖了人们更重要的品质，加速了内卷，甚至促进了年龄歧视。

更大龄的失业者，困难更大于“35岁+”“40岁+”的失业者，父母高龄，往往是两个独生子女要抚养四个老人，压力巨大。

针对中年人的各种难题，需要自上而下的关注，要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贷款降息优惠；社区有公益性的陪护、家政服务帮助缓解扶养难题；加大有关抚养的个税专项抵扣。松松我们的担子，让人们能再出发！

比起年轻，我更喜欢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担子重，但也是温暖的盔甲、港湾和充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