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20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再到2021年“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逐渐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主旋律。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接受第一财经专访表示，乡村振兴是在乡村衰落且稀缺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背景下成为时代主题的。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活化乡村的经济、社会功能。从本质来讲，乡村问题是现代化问题，需要借力城乡融合机制，在乡村发育新业态，将城市动能内化，从而赋能乡村。
乡村开始呈现相对稀缺性
(资料图)
第一财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看待乡村的价值？乡村应该发挥怎样的核心功能？
李小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城市化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旋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主旋律更加凸显，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这是因为工业、城市曾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稀缺要素。在主旋律的时代进程中及其话语体系下，乡村被长期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非重要区域。
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型。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2021年达到64.72%。与此同时，农业GDP占全部GDP比重已下降到7%左右。工业、城市的稀缺性显著下降，从而使得乡村呈现相对稀缺性。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认知乡村的功能、价值。与城市功能相比，乡村具有三大核心功能：农产品的生产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农耕社会的文化功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振兴乡村的核心功能。
此外，伴随仍在稳步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乡村正成为基于城乡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近年来兴起的乡村旅游和乡村康养等，正是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典型代表。“记住乡愁”恰恰是新语境下，社会赋予乡村新的价值符号。
第一财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问题不能就农村而谈农村。如何跳出农村看农村，从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李小云：在乡村衰落且稀缺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由于人才、资本和社会文化不断流失导致乡村衰落，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是对乡村再投入，恢复乡村的经济功能，吸引要素回流，进而恢复乡村的经济社会价值。如果将乡村振兴置于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当中来看，乡村问题的本质其实是现代化问题，要解决乡村振兴问题，不能单靠建设几个乡村，也不能单靠农村本身。
此外，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政府对乡村投入，还需要超越政府、乡村这两个能动主体，将城市与工业的动能引入乡村，在城乡融合机制的推动下，通过在乡村发育经济、社会等各种新业态，让乡村将城市动能内化，从而真正赋能乡村。
活化乡村的经济、社会功能
第一财经：根据地方较为成功的实践探索，应该如何建设农村？如何为农村培育新业态，从而帮助农民解决就业、提高收入？
李小云：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中的一个抓手，不过，并非简单在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固然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是乡村的短板，补上这块短板非常有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活化乡村的经济、社会功能。因此，不能忽略“产业兴旺”问题。在前期脱贫攻坚已经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背景下，推动乡村振兴应该着眼于乡村的稀缺性，打造新业态，建设新乡村。
从2015年至今，我带领团队成员先后在云南的勐腊县、昆明市、临沧市、昭通市、曲靖市等多地开展建设乡村实践，核心就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打造一些新业态，既能提升农民收入，又能增强村集体经济。
比如，在勐腊县河边村，我们通过打造自然教育、小型会议等新业态，就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今年暑期，不到1个月的时间，来自城市的研学需求就为整个村子带去20多万元的收入。再比如，我们在昭通市大苗寨村、石水井村和范家塘坝三个村开展的乡村振兴实践，也是着眼于打造乡村新业态，扩展乡村经济空间。这三个村在暑期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实现了40多万元的收入。
由此可见，建设乡村不仅仅是打造一个赏心悦目的美丽乡村。事实上，通过现代化改造，再对接城市动能，乡村同样能成为活跃经济的强大动能之一。
第一财经：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探索通过打造“核心示范区”，先试点再逐渐全村铺开的模式。如何看待这样的探索模式？
李小云：过去，由于乡村缺乏整体规划，尽管政府和农民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仍不健全。因此，当前的乡村建设需要加强规划管理，先试点打造示范，而后再逐步推动。即便只是在一个村庄，也应该划定村中某个区域开展核心示范。我们在云南各地所做的乡村实验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展的。
当然，打造示范不能搞成形象工程，要能够突出活化乡村社会价值的功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一旦核心示范工作取得成功，就会逐渐带动村民、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村庄是农民的村庄，应该让农民看到好处，才能引领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尽管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搞极端乡村主义，而是应该发育具有包容性的新乡村主义。更进一步来讲，要认识到乡村是全社会的乡村，应该大力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入乡村建设。比如，在坚持农民利益为主体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合作制的承包、租赁等形态，鼓励社会资本和专业企业参与经营乡村资源。
基层实验破解乡村难题
第一财经：“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面对小农户长期客观存在的现实，如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实现小农户的现代化？
李小云：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很大提升，但小农现象仍将会长期存在，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因此，乡村振兴就不能不面对“小农户现代化”这一课题。显然，通过土地流转、农民上楼等方式不可能实现小农户的现代化。同时，要想在小农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更是需要与小农户合作。在临沧市镇康县，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将农户大小不等的水稻田整合成一个合作型家庭农场，由其代为规模经营水稻，从而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品牌化。
仅靠农业种植环节，小农户收入始终无法提高，因此需要让小农户连接市场，实现产业复合化、生计多元化。以临沧市萝卜山村为例，我们在实验农户家中推动特色农产品加工的家庭化，保证质量，打造品牌，让小农户通过合作社直接对接大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由于不同地区的小农户所面临的生计问题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类型的创新。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发展目标不应该是所谓的大规模经济，而是要保护小农户的生计和基本福利，尽量避免大资本进入乡村剥夺农民利益。
第一财经：除了产业，人才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基层探索出“乡村CEO”制度，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返乡。如何看待“乡村CEO”的作用？
李小云：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产业兴旺”的核心问题是缺乏能够将乡村资源转变成产业的经营人才。从勐腊县的河边村实验开始，我们就尝试通过在乡村打造新业态，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或公司的经营机制，确保乡村和农民利益不流失或少流失。其中，一个重要尝试就是在合作社或公司中聘请职业经理人，我们称之为“乡村CEO”。
一般来说，青年人会优先选择在城市工作，乡村并不具备吸引力。因此，在前述开展乡村建设的村庄中，我们通过优化居住工作环境、当地政府支持，高薪聘用有文化且愿意到村庄参与创业的年轻人。同时，我们还联合发起“乡村CEO”培养计划。这些年轻人经过一年多的锻炼，正成为实验村里经营乡村不可替代的人才。
由此看来，要想破解乡村人才不足的难题，不是简单动员年轻人到乡村去，而是要在乡村已经发育出新业态的背景下，培育出一大批懂得如何经营乡村、对接市场的年轻人，也就是职业的乡村管理人才，来满足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这才是破解人才难题的突破口。
第一财经：在农村，普遍存在集体资产闲置现象。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面临哪些难题？
李小云：随着乡村价值的不断提升，乡村各种形态资产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乡村的闲置资产除了属于集体所有的废弃学校、厂房等，还有一部分大量“沉睡”在农户手中。比如，在云南很多地区，农户自家房子盖得很大，但居住的人很少，有些甚至闲置。看到农民辛苦挣的钱都变成了砖头，就有专家呼吁，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要素流动，激活这部分“沉睡”的资产。然而，改革面临制度性障碍。在此背景下，如何激活乡村闲置资产，各地正在进行实践探索。
乡村的稀缺性，创造了乡村的新价值。乡村文化、乡村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卖点。因此，在尊重现有集体制度的前提下，利用集体、农户的闲置资产，打造出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新业态，就能实现盘活闲置资产的目标。比如，在昆明麦地冲村，我们把烤烟房、马圈等村中闲置资产改造成客房、咖啡店、餐馆等，与自然教育、康养、观光结合起来，就形成新业态。今年7~8月，仅1个月时间，全村的客房收入就达到9万多元。在昭通大苗寨村，由三户农户闲置农房所打造成的“乡村精品酒店”，仅7~8月就产生了2万多元的收入。
在现有条件下，盘活乡村资产面临两大制约：一是资本，二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我们在昆明、曲靖和昭通的乡村建设实验中，采用的做法是，先利用政府资金打造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的示范模式，然后吸引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投资。比如，昆明麦地冲村经营乡村的公司就是由村民入股建立起来的。昆明福安村在盘活闲置的“滇中一颗印”古宅取得成功后，政府投资公司开始按照市场规则，跟进投入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