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民众居家多时,不免情绪容易波动,在艰难时刻调适好个人心理状态十分关键。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钟爽,用“个人心理韧性”强弱来分析居家民众的心理状态,她认为识别出需要帮助的人群,政府、社会力量才能一同让民众有更好的支撑点,保持精神健康和心理的健康。

居家时间较长容易出现压力增加、幸福感下降、易恐慌等心理问题,有的还会表现出心理疾病的相关症状,例如抑郁、焦虑等。严重的则会出现长期失眠、创伤后应激反应、行为改变、甚至有自杀倾向等。

但不同人群抵抗外界环境压力的能力不同,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有所不同。钟爽将之归因于个人心理韧性的差异。

“心理素质相对好,韧性能力强,随之受到事件冲击后心理的影响就会相对小。相反,韧性较低的人群会较容易受抑郁、焦虑、恐慌等情绪影响,从而严重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钟爽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个人韧性的强弱,与他的经济水平、工作种类、受教育程度、家庭情况、可获得的社会资本相关,尤其与风险感知能力有较大关系。

由于不能自由外出,居民只能在家通过不同的网络渠道接收各种信息,真假信息难辨,有的信息传递出社会恐慌信号,使得部分民众容易受群体情绪感染。钟爽认为,风险感知能力较强的人,一旦接收到较多的负面信息,更易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身处当下的社会环境,“社会资本”对居家民众的个人心理韧性影响直接且突出。社会资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或者接收到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以及社区对自己的实际帮助与关心关怀。钟爽举例称,如果家庭成员较多,且家庭关系和睦,同时个人在困难时刻又能接收到很多来自亲朋好友的关心和问候,就比较容易排解抑郁和焦虑情绪,心理韧性相对较强。相反,如果个人可以得到亲朋好友与邻里社区的关怀和支持很少,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会相对较大。

总体而言,疫情背景尤其是封控情况下,如果针对公众心理进行一定的抚慰和干预,一定要考虑到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关系、社会资本和个人的风险感知能力等。

具体来看,在经济方面,钟爽建议,对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群,或者是有经济困难的人群,政府应及时识别,给予一定的支持策略。因为人在面临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等多重压力时更容易导致心理问题加重。可以采取发放一定的现金券的方式对困难人群进行及时补助。此前,上海市就提出,针对特困家庭,加强救助供养,要求及时足额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配备必需的防疫物资、农副食品、生活用品等,保障困难群众疫情防控期间的基本生活。

而从风险感知的角度来看,钟爽认为新闻的及时发布、信息的公开透明,对民意的及时反馈,以及能否快速地辟谣等都非常重要,只有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度高,具备双向良好的风险沟通,才能有效提高民众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稳定社会心态。仅及时辟谣部分,4月以来,微信公众号“上海网络辟谣”就发布了90多条辟谣信息,帮助民众更快获取真实信息。

在此轮上海疫情期间,社区居委、志愿者等成为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抗疫力量。封控期间,有的社区凝聚力非常强,困难时期邻居之间交换资源,互相鼓励打气,协助社区工作,有的晚上会对歌,开演唱会等。在钟爽看来,这体现出居民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乐观情绪,说明这类小区社会资本程度高,社区支持力度大,居民的心理状态会更加趋于稳定。所以,加强社区支持,需要基层政府、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等组织协同起来,一起组成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来抗击疫情。

从家庭、社区到社会,钟爽希望关注到每个人的心理问题,因为个人心理问题会通过情绪共振,容易累积成公众整体社会心态的问题。如果公众的整体社会心态比较消极、焦虑、恐慌,将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政府除了关注公众的物资发放问题,也需要及时关注公众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问题。

当下,找到亟需心理干预的人群是第一步。钟爽向记者表示,可以通过发放心理问卷、电话咨询、关注政府公众号留言、关注政府热线留言等方式,首先识别目前封控区、管控区的社会心态以及整体的心理健康情况,及时发现脆弱人群,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心理抚慰工作。

“除了依靠政府资源,还亟需要社会组织、心理志愿者、民营医院等多方的有效参与和协同治理。只有通过脆弱人群的有效识别,多手段地抚慰和干预,才能加强个人心理健康,稳定社会心态。”她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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