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10月中旬，全球已经有231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新冠确诊病例。从2020年初进入人们视野，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蔓延的脚步仍未停止，这已经是新冠全球大流行的第3年。
(相关资料图)
疫情带来的影响是显著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部分的经济活动都发生了变化。虽然在过去的22个月里，新冠疫苗在主要国家中普及，但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出现仍然带来新的变数。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风险开始在公共卫生领域之外聚集，全球通胀走高、融资条件收紧、经济增长前景走弱成为各国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一、经济的韧性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各国的应对方法是有些“混乱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以减缓疫情的蔓延。在我们跟踪的主要国家中，2020年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和疫情防控措施的严格程度甚至是高度相关的。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明显的，人口流动受到抑制，一些商业活动甚至开始向线上化、数字化转移。根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0年全球GDP同比收缩3.6%，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新低，近95%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都弱于疫情前的预期。
2021年来，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各国应对疫情的思路转而更加精准化。面对更具传染性的新变种，仅有部分国家在德尔塔、奥密克戎疫情快速蔓延时曾短暂封锁应对，多数国家基本没有再经历全国范围内长时间（超过1个月）的封锁。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国家经济活动对疫情形势变化已不再如2020年初般敏感。
叠加2020年低基数与主要国家经济纾困政策支持，2021年全球经济活动明显复苏。根据IMF的数据，更多国家回到长期增长趋势上，与2020年相比，2021年196个国家和地区GDP水平较疫情前的预期之差缩小了25%。正如每次危机后的复苏一般，疫情下经济的恢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危机下的韧性。
二、新挑战
进入2022年，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供给瓶颈、主要国家通胀高企与地缘冲突加剧，叠加减弱的财政支持措施，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根据IMF最新的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速同比为3.2%，与1年前相比这一预测已经被下调了1.7个百分点；但从过去10年全球经济增长来看，仅仅落后2017年的最高值0.1个百分点。
然而，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IMF的预测显示，2021-2023年196个国家和地区GDP水平与疫情前预期的差距维持在6%附近。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重大的负向冲击（如金融危机）往往会对经济体产生长期的影响，造成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实际上，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也会比预想的更加深远，甚至可能比典型的衰退更持久。正如我们在2020年初时未曾料及疫情会持续3年一般。
图1 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GDP与疫情前趋势背离
注：2022年以后为估计值。
自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政府曾通过支出类措施（增加公共投资、扩大失业保险等）、收入类措施（减少社保缴费、降低税收）和流动性支持（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等）来防止经济出现崩溃，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2021年全球经济活动迅速恢复。但由于全球疫情的持续，经济活动的复苏并不平衡。总体来看，供给的恢复弱于需求的恢复，供需错配带来价格上升压力。
2021年二季度开始，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通胀开始上升。2022年3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进一步导致能源价格高企，使得更广泛的国家通胀抬头。如今，全球通胀已经处于近几十年来的高位，数据显示，2022年9月美国CPI同比增长8.2%，仍处于40年来的高位；能源价格走高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更加直接，英、德CPI已经升至10%，土耳其CPI同比更是超过了80%。
图2 主要发达国家CPI同比
为了应对物价上升压力，主要国家央行相继提高政策利率，同步程度与加息幅度亦为近年来罕见。2022年9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已是年内第五次加息，也是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同一天，瑞士央行也宣布加息75个基点，意味着欧洲地区所有央行政策利率不再处于负利率区间。随后多国央行也接连宣布加息。
图3 主要经济体央行政策利率
全球融资条件的趋紧，不仅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市场流动性骤然紧张还可能暴露此前积累的金融风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资本外流压力，而且融资条件变化还推高了借贷成本，一些国家的违约风险增加。以土耳其为例，截至10月10日，该国5年期国债信用违约互换掉期（CDS）价格年内增长了35%（CDS可以看作对国债违约风险的度量）。
虽然工资增长目前仍低于通胀增速，但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工资-通胀同步上涨的迹象，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可能导致工资和物价持续上升并互相加强，给央行稳定价格水平带来更大的挑战。这也意味着主要国家央行需要更加坚定的行动，打破工资-通胀同步上升的螺旋，将通胀恢复至政策目标附近，从而维护央行的信誉。
另一方面，主要国家推出的纾困计划也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大幅上升。IMF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7%，尽管较2020年回落2.2个百分点，仍较疫情前的2019年高出13.4个百分点。据IMF估计，2022年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将进一步下降，从2021年占GDP的117.9%降至112.4%；但新兴市场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水平还将进一步上升。
高企的食品与能源价格给政府财政带来更多的压力，对整体债务水平形成支撑。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估计，2022年8月食品价格比2019年高出45%。主要国家不得不提供政策支持以应对价格的上涨，多数国家宣布了超过GDP0.5个百分点的支持计划，这包括补贴、减税、现金转移等。
收紧的全球金融条件让政府融资变得更具挑战，一些新兴市场与低收入国家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IMF的统计显示，2022年低收入国家的国债溢价（spread）较一年前增长了50%。与此同时，收入的下滑将使得国家财政状况更具雪上加霜，特别是那些外债比例较高（非本币融资占比较高或债券大量由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国家，以及低收入国家。事实上，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风险已经极高，这意味着需要新的妥善化解债务风险的手段。
三、政策建议
通胀高企与缩小的财政空间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果——增长前景弱化。这里也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如主要经济体央行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抑制通胀、金融条件收紧带来新兴市场资本流出与债务风险等。根据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的估计，全球增长风险（GaR）处于40年来的较高水平（GaR度量了经济下行风险）。
我们用简单的图表形式刻画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复苏。虽然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从新冠疫情的第一波冲击中恢复过来，但与2020年初的乐观预测不同，疫情后的复苏并不是V型的，即经济重新回到长期增长趋势线之上（情景1）。那么后疫情时代的复苏更可能是介于情景2与情景3之间；前者为经济从衰退中有限恢复，衰退造成的缺口没有被完全填补，长期增长潜力也未受到影响（情景2）；后者为经济从衰退中有限恢复，衰退造成的缺口没有被完全填补，潜在经济增速降低，实际经济表现与长期趋势线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情景3）。
图4 危机后经济复苏的不同情景
从目前来看，仍难断言全球经济是否因新冠疫情的出现而使长期增长潜力下降，但下行风险的加剧意味着出现“伤疤”的几率在上升。对主要国家政策制定者而言，控制物价水平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策目标，但平衡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亦至关重要，毕竟新冠疫情的前两年里主要国家的财政空间已经明显缩小。
与海外不同，中国通胀温和，财政空间仍然充足，更加需要注意的是主要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外溢影响，可以利用弹性汇率来适应货币政策立场的差异。面对后疫情时代更加不确定的全球宏观金融环境，虽然目前仍然没有出现全球系统性危机，但仍然需要遏制脆弱性的积累并平衡好经济增长的需求，以为潜在的风险奠定足够的缓冲。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并增强市场信心。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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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马绍之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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