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尤其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降低引人关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降到1.64个。

那么，如何提升年轻人尤其是育龄妇女的意愿？

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猎聘日前发布的《2022全国职场女性发展洞察报告》显示，当问及不愿生孩子的职场女性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生育时，全国女性职场人的首选答案是“政策或制度方面有相关的补贴或福利，减少育儿的经济压力”，得票率为46.08%；排名第二、第三的条件是“有足够的钱和爱保证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提供性别平等的就业机会和休假制度，让用人方放心雇佣女性”，得票率为39.87%、36.6%。

报告认为，养育小孩会对女性的事业发展、生活状态、精力分配等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要提高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还需要家庭、组织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协作和努力，从而缓解女性的生育顾虑。

另外，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论及生育愿望不强烈的原因，男性和女性普遍感到是经济负担的压力，64.5%的女性和67.9%的男性有此顾虑，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高。也有32.2%的女性害怕失去自由和自我空间，高于上一年的26.8%。这表明，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对女性来说越来越重要。

可见，减轻育儿经济压力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的一大关键。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必须承认并努力化解经济负担的压力。年轻人应对婚育的经济能力，大致包括自己的直接收入、自己所在家庭的经济能力。“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不少人应对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的综合成本以及住房和日常生活等经济开支的需求，大于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于是感到难以承受，感到是沉重的压力。”

董玉整认为，针对这样的情况，在政策设计上就要努力做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各项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共同发力的角度，尽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制定出一系列税收减免、生育阶梯式补贴、各种收费减免、各种优惠奖励、生育保险、医疗保险等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真正让年轻人能够生得起、养得起。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细花建议，应该发放育儿补贴。她认为，“放开了”仍然“不愿生”，表明政策限制只是“生育堵点”之一，担心“生得起、养不起”等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影响生育的更大“堵点”。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发放生育补贴。例如，每个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时，国家财政每月发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黄细花建议，要加大政策托举力度。国家财政部、教育部、税务部门可研究实打实地给予家庭帮助，鼓励积极生育。其中在托幼方面，可考虑实施入托儿所、幼儿园等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

创造平等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如何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也十分关键。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对延长产假可能减损女职工权益提出担忧。黄细花说，目前各省份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均延长了产假，但如果延长产假的成本由企业负担，那么企业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成本，就会尽量不招聘女职工。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认为，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之间的天数差异进一步加大，导致男女员工因生育而对工作的影响程度有着更大差异，可能加剧女性因生育遭受的就业歧视，同时不利于提高男性对育儿活动的参与度，进而降低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如何在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同时，保护她们的职场权益？这其中，建立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十分关键。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要使得好的政策产生好的结果，就一定要注意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千万不能顾此失彼，导致事与愿违。

董玉整说，要围绕建立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来统筹设计、具体推进。要具体思考几个问题：

一是谁是假期用工成本分担的主体？也就是说哪些人哪些单位哪些方面要参与分担假期用工成本？不能仅仅要企业、用人单位单独来承担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假期用工成本。

其次是相关各方分担假期用工成本的比例是多少？政府、企业、用人单位、社会、家庭、个人等方面，各自应该承担多少假期用工成本？

三是有哪些手段可用来解决假期用工成本分担问题？比如税收、收费减免、奖励和处罚措施、政策优惠以及实行弹性工作制等等，都可以尝试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