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中师毕业。

那一年，我18岁，一心当老师。后来也如愿以偿。

这一干，就是41年，其中在湖南的公办学校工作了20个年头。41年来，我一直在第一线和学生朝夕相处，摸爬滚打，才终于有了一点底气，可以跟外人说，自己收获了学生本来的样子和老师该有的样子。

我有时候跟人争论“教育”与“教学”的不一样。我觉得，教育，是要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地发展，人是不可以被教育淘汰的;教学，可以是培养专业人才，可以竞争，允许淘汰。

这些年，我创办了四所学校，一所公办，三所民办。都是先有我这个校长，后有学校。我的校长越当越小——从公办到民办，从上千人到几十人，从教育发达地区到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从普通学校到“问题孩子”学校。

但有一点我没变过——我想当的是个教育者。如果把自己定位成单纯的教学者，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种罪过。

我的校长越当越小

2000年11月29日，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申请。没等批准，我就擅自离开了工作了13年的校长岗位——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过分。

离开校长岗位的那天，我没听进去领导的任何一句批评，也没有听进去任何朋友的好言相劝。我执意要离开。我的老父亲对我叹气：“好好的一个铁饭碗，你就这样丢了……但我相信，你已经长大了，你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那时候，我38岁，已经在公办学校工作了20年。

离开的那一刻，我对培养了我20年的领导说：“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离开教育。有条件了，我会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办学校的机会，我就一直做个班主任。我的班级，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恐惧而失学。”

2011年8月，我办了昆明丑小鸭中学。

这是一所专门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不适应分数评价的“问题孩子”的民办初中。这11年，丑小鸭中学帮助了近3000名“问题孩子”。

丑小鸭中学的新生报到，永远比其他学校晚。这是因为，只有其他学校开学了，才有不适应那里的孩子过来。

孩子们不是刚不适应就被送过来的。很多家长都怀有一丝希望：过了一个假期，孩子应该能适应了吧。结果一开学，发现还是老样子。我对老师们说：“家长把孩子送来，不是相信我们，而是他们已经拿孩子没办法了。”

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学校接收学生就像医院接收病人一样，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学生入校。自愿来的学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骗”来的、“绑”来的。如果父母根本无法把孩子送来学校，学校就会在作出评估后去学生家里接孩子。我就亲自接过4个孩子。

有些孩子刚来到丑小鸭中学，非常不适应。我接过好几个新生写给我的信。有骂“詹大年，你不是人”的，有说“詹大年，老子要炸了你的学校”的。我不怪他们。因为这些孩子对学校、校长、老师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为入学和“毕业”时间都不确定，丑小鸭中学从来没有真正的假期，包括春节。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回家，有的刚入校不久，父母担心接回家后又管不住。

“丑小鸭”的校名是汪叶菊女士取的。汪女士当时是民进昆明市委主委，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当时，除了汪女士和我，没有一个人赞同这个校名。有些家长故意绕过“丑”字，说成“小鸭学校”。

汪女士不管这些，她说：“多有诗意、多有期盼的名字呀。”“丑小鸭”的存在是个绕不开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呢?我曾说：“‘丑小鸭’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小鸭’长大后只能变成烤鸭。”

在办丑小鸭中学的11年里，我遇到过几次绝境。有同行的误解以及经济上的寸步难行。我的核心团队一直不离不弃，我们搀扶着走到今天。他们，是我最大的力量，也是我永远的愧疚。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活命”的经历，我不惧怕困难，也不承认失败。只要是自己追求的，爬到终点或者死在路上都是另一种成功。

路是对的，总有人会走。只是先行，何来失败?

“问题孩子”与“问题孩子他爹”

2018年9月，李镇西老师第一次来到丑小鸭中学。他问我：“你明目张胆地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是‘问题孩子’，你不认为这是给学生贴标签吗?”

我回答：“对这类学生，有很多说法，比如‘后进生’‘差生’‘双差生’‘问题学生’‘不良行为少年’等，其实都没有本质区别。‘问题孩子’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可能去面对它，研究它。再说，‘问题孩子’的问题不在孩子本身。这怎么是给孩子贴标签呢?”

李镇西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直面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李老师是我膜拜了几十年的教育家。他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认为，孩子本身没有问题，是他们遇到了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才让他们放弃了自己。

这些孩子遇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学习问题，但根源是“关系问题”。

“问题孩子”源于家庭。教育是在具有教育功能的场所发生的，保护、陪伴，是教育发生的根本条件。一些家庭结构不完整，一些父母有人格缺失，这样的家庭就没有教育功能。还有的家庭因为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和对孩子需求的关注较少，家庭应该有的生活、保护、沟通等功能缺失，家长也就失去了“父母”的资格。当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亮起了红灯，再加上沟通的渠道被堵死，“问题家庭”就制造出了“问题孩子”。

亲子关系本来是天然的信任、依赖关系，但学校教育很可能破坏了这一关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如果我们的教育，是站在成年人的利益立场设计的，那么“问题孩子”遇到了问题就不能解决，因为我们的教育设计没有看到他们的存在。

我们所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自封“问题孩子他爹”，是希望弥补孩子家庭的缺失，坚定地做“问题孩子”的保护者。

有记者问过我：“这些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回答：“前20年，我没有‘坚持’，逃跑了。后来的20年，我也没有想过要‘坚持’，不知不觉就过来了。教育，要坚持吗?”

好的教育，要先有好的关系

人因关系而存在。不管哪一类型的“问题孩子”，他们最后的问题都是原生的关系被破坏。当一种关系被破坏时，另一种关系很快会自然构建。或许，这种新的关系，就是我们成年人不愿意看到的。这样，这些孩子就被我们定义为“问题孩子”。

在我看来，帮助“问题孩子”解构或者建构关系，是教育好他们的首要问题。

丑小鸭中学办校的第三年，我给孩子们争取到了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梦想中心项目。孩子们有了电脑室，那段时间，很多孩子成了我的网友。

一天，八年级女生小洁对我说：“詹校长，我们上网时，很多同学会第一时间打开你的网络空间，看看你写了什么。真的，你写的东西是我们想听的。你的话影响了我们，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我想，能不能把你网络空间的那些话编成书呢?”

“能啊!你去组织。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这个女孩，她特能干。

我立刻集合了全校学生(其实，也就60多个孩子)，小洁首先讲了她的想法。然后，我说：“谁可以当作家呢?大家想想——”我故意卖了个关子，然后提高嗓门，“从队伍里站出来的就可以当作家!”一下子，站出来十几个孩子。

我把这些孩子集合在一起，说：“我给你们一个房间，你们自带电脑。这个房间就叫‘编辑部办公室’。你们自己计划，自己管理。”十几个孩子，选出了两个领导——编辑部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分别管编书和纪律。

有一天，我走进“编辑部办公室”，看到墙上张贴着的《纪律要求》：不准迟到，连续三次迟到自动退出编委会;不准玩游戏，打开游戏后，经值班同学提醒三分钟后未关闭者开除。

历经7个月，11次改稿，这本书出版了。从版式设计到签订出版合同，都由孩子们一手完成。书名《丑小鸭校长与白天鹅孩子》，也是他们取的。小洁调侃我说：“因为我们都是白天鹅，迟早要飞走的。只有你才走不了，永远是丑小鸭。”

我们希望孩子们完成自我教育，形成内生的教育力量。为此，我们抓住一切机会，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

教室、走廊、书吧、食堂、寝室里都是书。这些书无人管理，想带到哪里都可以。我们的教室别具一格，将近120平方米，前半部分是上课区，后半部分是“打闹”区。没有黑板，三方全是书写墙。教室里有大触摸屏，老师可以远程上课，孩子们也可以带自己的平板上课。我们的课堂也不一样，孩子们毫无恐惧地在墙上乱写乱画，在讲台前叽叽喳喳。教学楼的一楼是一个大休闲吧。有书、钢琴，还有很多凳子。进教室必须先通过这个休闲吧。每次经过，对孩子们或许就是一次洗礼。收获了自我，就收获了规则。

我始终认为，帮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教材、课程，只是建立关系的工具。人是关系的动物，社会是关系的产物。有了好的关系，才可能有好的教育。

(作者系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