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一张张黑白照片——头戴珊瑚珠盘、微笑着吹竹制口琴的嘉戎贵族少女，七七事变前夕眼神落寞的九世班禅大师，背彝族奴隶主出门的“娃子”——这些生动的“人物”，仿佛一下都从时空隧道深处走了出来。
81年前，当来自上海的普通职员庄学本，将1934~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时拍摄的照片精选出来举办摄影展时，在成都和重庆引起轰动，吸引了约20万人参观，孙科、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高官纷纷题字留念，那次摄影展也被赞誉为“中国摄影史不应遗忘的历史事件”。
热闹散去后，历经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庄学本的上万张照片丢失大半，余下的或散落在老杂志内，或封存在照相袋里，和主人一起在岁月中逐渐沉寂。1984年庄学本去世时，连“著名摄影师”这样的字眼也在悼词中被抹去了，留给家人的只有四本精选出来的手制相册。
直到2005年，庄学本的第一本书《尘封的历史瞬间：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问世，文化界、摄影界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已被遗忘数十年的前辈大咖。此后，随着《羌戎考察记》《羌族影像志》等书的出版，他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上作出的贡献得到进一步发掘，逐渐被公认为“中国影像人类学先驱”。
去年出版、今年可能就会第三次加印的《西行影纪》，是和庄学本的照片打了16年交道的马晓峰主编的又一本新书，收入了很多之前没有出版的照片，并配以庄学本的考察记录摘选，再现了他在西南和西北边疆拍摄、考察的详细过程。“我之所以一直对庄学本的书保持着巨大的热情，还有种对这个作品和题材的亢奋，是因为庄学本的照片令我感到震撼，他和当时西方摄影师最大的差异是，始终以一种关爱、亲切、平等的角度来审视边地同胞。”
用摄影帮助“开发西北”
1909年，庄学本出生在上海浦东。他的父亲务农，同时也在家中兼教私塾，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因为家贫，庄学本只在旧式学塾里读了两年中学，便辍学到测绘洋行、公司做练习生和小职员。从那时开始，庄学本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通过杂志和书籍学习摄影，拍摄了外滩很多建筑风物。直到他去世，家里还保存着1928年刊行的摄影杂志，上面有他的印章。
1930年，庄学本参加了一支由5位青年组成的“全国步行团”，从上海出发，以“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为口号，一路北上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同时还访问沿途的文艺、教育界知名人士，目的是“贡献社会，作学术上之参考”。青年们的举动深得蔡元培、胡适、徐悲鸿等人赞赏，无奈走到北平后，因直奉战争爆发等原因不得不终止，但这次经历却让庄学本对广袤的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他此后去西部民族地区游历考察埋下了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给国人巨大刺激，知识界掀起讨论西北边疆危机的热潮。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研究西北问题的学团大量涌现，提出很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巩固国防的措施。作为“全国步行团”的一员，庄学本自然也对西北充满关注，希望有机会参与其中。“想从事步行摄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励人民抗日保国的热情。”他告诉儿子庄文骏自己当时的想法。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次年1月，国民政府组织了致祭专使行署，准备入藏。得知消息后，24岁的庄学本带着工作几年积攒下来的两三百元，还有两台相机，打算以《良友》《中华》画报和《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与专使行署一同入藏，对边疆进行旅行摄影。
“20世纪30年代，西藏并非如当代文艺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灵魂圣地’，反而是一个在众人心目中野蛮封闭、迷信落后，且不允许汉地官民随意进入的‘喇嘛王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朱靖江在《西行影纪》序言中说，当时庄学本哪怕自费都想入藏，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报国的大好机会不容错过。
然而从南京辗转到达成都后，庄学本却被专使黄慕松将军以“来历身份不明”为由拒绝，入藏计划落空。他不甘心就此回去，不得不另找一个在历史地理上有意义的地方探访。这时，地图上一块没有探测过的“白地”俄洛，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吸引了他的注意。通过私人朋友关系的帮助，庄学本向藏蒙委员会申请了一张去果洛的旅行护照，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于1934年4月，在嘉戎藏族向导索囊仁清的陪同下，向川西北方向步行出发，从此开始他在西南、西北边疆近十年的“西行影纪”。
人性的平等与尊严
很长一段时间，果洛一直处于边远闭塞的部落分割状态中，有大小部落200多个，由世袭头人分别统治，当时在文字记载中被称为“野番”。去果洛的旅程非常辛苦，一路没有投宿之处，要自带帐篷、生活用品。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动荡时代，路上随时有强盗、土匪出没，外界还谣传“野番”的人非常野蛮，动辄杀戮无辜。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庄学本的西行之路充满危险。“当年庄学本走的那条路，就像西天取经一样难。”马晓峰说。
庄学本曾在日记中说，索囊仁清带着他向西走了一段时间后就有点消极了，不想跟着他继续深入西行，“只想绕一个小圈就回去”。于是庄学本就整日劝说，告诉他，发现“野番”的全部秘密“这种工作在现在国家极属需要”，哪怕路上遇到危险牺牲，也是非常光荣的事，“并且吾们一路都是同人家结好感，这样的联络过去，绝不致出什么危险”。在庄学本的苦苦劝说之下，同时也被他的拳拳之心感染，索囊仁清最终打消了停止前行的念头。
此后多年，除了1938年从西昌进大凉山，途中曾被奴隶主包围了两次，险些被掳去当“娃子”（奴隶）等少数意外，绝大多数时候，庄学本都是“同人家结好感”。进果洛的路上，他将马匹让给一对母女，自己步行了很久。这个微小的善举改变了当地人对外来人士的戒心，也给他很多照顾。有一次，庄学本不小心把一架摄像机的三脚架遗落在360公里以外，当地藏民拾到后日夜兼程给他送去，令他非常感动。
通过日记也可以发现，庄学本善于用各种办法赢得拍摄者的信任。他有时会带一台留声机，当地人第一次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百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有时，为了获取拍摄对象的信任，庄学本还会每拍一个人，就连夜把相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再派人把照片送到被拍摄者手中，对方看到照片后非常高兴，他免费拍照并赠送照片的消息就会在当地传开。多的时候，一天有上百人去找庄学本拍照，他也总是拍到底片用完为止。
马晓峰介绍，当时川滇、西北地区有大量西方摄影师，和庄学本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摄影师带有比较强的资源掠夺性或者目的性进入当地，比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的成员在中国边地行走是为了采集标本，一些日本摄影师则有军事上的秘密侦测考虑，这些摄影师拍摄的内容比较分散，不像庄学本那样有系统性。此外，他们拍摄中国边地人物时，喜欢专门找些比较阴暗、畸形的社会生活面来拍，比如抽大烟、缠小脚、留长辫子等等，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社会贫困蒙昧的想象和猎奇心理。
“庄学本为人憨厚，待人诚恳，在他的镜头里看得出对同胞非常关爱，始终以一种亲切、平等的角度来审视边地同胞。”马晓峰说。
另外，1934年庄学本从南京到成都时，曾在重庆短暂停留，专程去重庆大学拜访过著名康藏学者任乃强。在成都，他又拜访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主任、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Dr.David Crockett Graham）。与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这两次会面，也让庄学本与一般摄影师区别开来，逐渐自觉地以民族调查者的身份展开影像拍摄和记录。
庄学本镜头下的人物非常有特色，完全没有西方摄影师镜头下多见的拘谨和呆板，神情整体都比较自然放松。不管是盛装打扮的嘉戎贵族少女，衣衫穿出破洞的羌族儿童，还是牛毛帐前劳动的藏族妇女，与庄学本的镜头对视时，他们的脸上都带着自然的微笑。甚至庄学本在大凉山拍的那位背奴隶主出门的彝族“娃子”，俊俏的脸上都洋溢着年轻的光泽和浅笑，显然庄学本没把弓着背的他当做“牛马”，而是一个有情感的人。
“他的每一幅照片，都将一种文明与尊严的力量，赋予了他所观照的边地人民。而这份人性的尊严，长久以来不但为主流的汉人社会所忽视，更为在中国土地上‘武装探险’的西方闯入者所践踏。”朱靖江评论道。
促使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
除了去果洛，庄学本还有一次西南和西北之行非常值得关注。1935年，已经驻锡内地12年之久的九世班禅大师决意返回西藏，国民政府特设“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并聘请庄学本担任随行摄影师。历时两年，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庄学本牵挂远在上海的家人，向行署专使请假试图回家，最终，以班禅大师圆寂而结束了行程。但是他说，这是自己多次旅行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
“七七事变”前后的藏区形势变化莫测。那次护送班禅回藏的行程中，庄学本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当时的风云人物，特别是在边地非常有影响力的首脑，如彝区末代大土司岭光电等。
1936年农历正月十五，班禅大师举行祈愿大法会，数万蒙藏僧众云集青海塔尔寺，接受他的摸顶祝福。庄学本拍摄了现场盛况，但也敏锐地注意到，“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华屋的上空，徘徊着一只双翼的轰炸机，地下又是一尊正在放射的开花大炮，这似乎象征战争的预兆”。
1937年底，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班禅行辕及灵寝移驻甘孜。年轻的甘孜孔萨家族女土司德钦汪姆对班禅行辕侍卫队长益西多吉一见钟情，但他们的恋爱遭到军阀刘文辉的反对，结果引发武装冲突，酿成震撼西陲的“甘孜事变”。最终，德钦汪姆如愿和益西多吉结婚，但在西康解放后不久就因病过世了。后来益西多吉继承了土司之位，成为孔萨土司家族的代表人物，他也没再婚娶。
“2004年，我去益西多吉家里拜访过，就住在成都宽窄巷子旁边。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非常儒雅有气质，看着他就真的给人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感觉。庄学本曾为德钦汪姆拍了十多张人物肖像，那时他们还没结婚。”马晓峰十分感慨。
但是马晓峰说，梳理庄学本的照片可以看出，一开始拍摄并没成系统，只是带着一种见证性质的记录去摄影，日记也比较简单。随着他和各个民族接触加深，发现每个人、每家人都不同，很多家庭都很友爱很团结，就改变了他对边地以往的刻板印象。他在《羌戎考察记》中也坦率地说，“我分辨不出他们是戎是羌，只有随着俗称，认他们为‘蛮子’”，“最后才感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何尝是‘蛮子’、是异族，不过是隔离较远的乡下兄弟而已”。
“当时中国人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了解，甚至还没有外国人多。庄学本虽然是普通小职员出身，所谓‘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也只是个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但他始终有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朴素抱负，希望通过镜头和考察日记，告诉更多人‘乡下兄弟’是什么样子。”马晓峰说，1938、1939和1941年，庄学本分别在西康、成都、重庆举办了多次摄影展，盛况空前。照片和日记以专题形式在上海《良友》杂志和《申报》上发表后，同样引起很大反响，《良友》杂志有好几期都拿庄学本的照片作为封面。“在抗日热情高涨的时代大环境下，他的照片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觉醒，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平等与了解。”
《庄学本l西行影纪》
马晓峰、庄钧 主编
四川美术出版社·后浪 2021年11月版
（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