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市群，人们的一般理解是人口向多个城市的集合体集聚。这当然没错。但还应该认识到，人口集聚必然使得经济要素也向这一城市集合体集聚，同时多个城市集合在一起又势必导致这些城市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起飞阶段是劳动力、物质资本的规模扩张及技术进步，而在起飞后则主要来自于两大创新，即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我国经济正在告别起飞阶段而步向成熟阶段，因而由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大规模投入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源于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比较容易理解，组合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则不那么直观，但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组合创新的思想源自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业组合创新理论。此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即要素的创新性重组，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组合创新将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这一思想可以应用与扩展至宏观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不同的组合创新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可体现为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自身结构的重新构建，也可体现在经济要素在区域、城乡、部门、行业及企业等层面上的重新配置。这些组合创新都将引发或促进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

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城市联合体，包括一至几个主导城市和数个卫星城市。城市群的兴起，首先是人口向这些城市集聚，而这必然带动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经济要素也向这些城市集聚，同时，其中的主导城市与卫星城市以及卫星城市之间经济上不断地融合。

如此的集聚与融合，正是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是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宏观经济要素在区域和城乡层面的重新配置，将产生一系列经济要素区域配置的优化效应。

首先是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群包括若干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与融合起来必然产生1+1大于2的规模效应，总体规模得到扩大，且与城市群以外进行交换和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结构升级效应。城市群在生产要素集聚与融合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重新构建，而在新时代构建的结构必将优于旧时代留下来的结构，导致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的经济结构将向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卫星城市的经济结构在更为现代化的主导城市的引领下向升级方向发展。

再次是技术创新效应。与结构升级效应同样，生产要素的集聚与融合必然导致当代新技术的采用，主导城市以当代世界先进技术为目标加快技术创新，卫星城市在其带领下技术水平不断向先进水平提升。

第四是综合服务效应。一是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教育、医疗、文体、市政设施等公共资源随着群内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为大家共享；二是各城市的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居民服务的职能机构等加强协调合作；三是各城市金融、物流、信息、咨询、就业、中介等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整合。

这些组合创新效应将催生新的经济需求和供给、新的资源分配、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进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风口”，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对大部分的经济体而言，城市群程度越高的经济体人均GDP越高，意味着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意义在全球范围的体现。的确，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三大湾区，即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而这三大湾区同时又都是城市群。

对我国而言，更是如此。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设想逐步形成。不过，当时围绕城镇化讨论的重点之一是“走大都市还是走小城镇”路线。“十五”规划中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至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思路出现关键性的转折，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指出“三大城市群，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应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此，中国迎来城市群时代。

此后，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思路不断深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接着多地城市群规划纷纷出炉；“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提出由国家层面推动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2020年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一体化，指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这表明，今后我国的持续城镇化将以建设城市群为新的方向，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主导和卫星城市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镇转移。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和最为壮观的宏观景象。

19大城市群正在我国崛起，即长三角、珠三角（加上香港和澳门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晋中、包鄂、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涵盖全国绝大部分的省份。其中，部分为省（区）内城市群，大多数为跨省（区）城市群。每个城市群以一个或几个主导城市引领，10个以上的卫星城市环绕主导城市。

当前19大城市群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人口的75%和GDP的88%；相对于1/4的面积，人口与经济占3/4以上，凸显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主体地位。

19大城市群中，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当前实力和发展潜力都更为突出，为五大支柱城市群。2018年五大支柱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1%、人口的40%和GDP的54%，是我国城市群的领头羊，同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今后我国城镇化持续，必将是人口向这19大城市群流动。鉴于很多城市群中的主导大城市已很拥挤，更多接受新人口的很可能是其周边的卫星中小城市。

这19大城市群大部分还在形成之中，少数可认为已经形成，但也仍未成熟，人口集聚还未完成，而由人口集聚带来的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的集聚与融合效应更未充分体现出来。

今后，除了人口继续向这些城市群集聚之外，这些城市群人口集聚带来的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效应，即前述的经济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综合服务效应等将不断产生，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带动全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发展将更加强劲，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将更为明显。

鉴于此，19大城市群，特别是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崛起对于今后20-30年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