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多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相融合，将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在各个时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题材戏剧作品。
与此同时，关于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如何把握历史的真实与戏剧的真实”“如何以史为鉴、观照现实”等话题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处在新时代的创作环境，历史题材创作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文化的需求，依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推进历史题材创作需要接力与包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十分体系化、制度化的述史传统，不仅形成了极度丰富、卷帙浩繁的历史材料，形成了众多治史的经验、观念和方法，也承载着上下五千年文明赓续的文化理想、人文价值、性格心理、审美情趣。这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深厚根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方面。
“过去我们提出过深受认同、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比如强调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和传统戏‘三并举’的政策;也有过多次大的讨论，产生了很多重要成果，比如对真实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观念等，都体现了我们对待历史、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和宝贵经验。”在青年评论家郑荣健看来，在“三并举”政策的指引下，历史题材创作在戏曲改革创新过程中起到了典范作用，但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政策的改变，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几经波折。
“我们有过历史题材创作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分量的优秀作品，比如《曹操与杨修》《金龙与蜉蝣》《傅山进京》《秋风辞》《商鞅》等。这些年来，又出现了《小乔初嫁》《景阳钟》《关中晓月》等。它们有的较为中正，有的较为传奇，但在对待历史、对待艺术的精神把握上，都留下了重要经验。2019年，罗周的两部作品《不破之城》《顾炎武》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说明历史题材创作始终在赓续传承、持续接力，而有的话题依然百家争鸣、常说常新。”郑荣健认为，推进历史题材创作，尤其需要这种接力和包容，而这都有赖于人们从历史走来的文化自信和艺术定力。
在史实基础上发挥艺术想象力
历史题材创作要遵循历史真实还是艺术真实，这是业界一直谈论的问题。剧作家郑怀兴曾说，编写历史剧是在史家提供的史实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挖掘内心，刻画人物。史家重在“事”，编剧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编剧重在“戏”;史家重在“实”，编剧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编剧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用明人傅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
在话剧《伏生》的创作中，创作者将历史真实的伏生“壁藏”《尚书》改编成艺术真实的伏生“心脑熟记”《尚书》，并增加伏生不赞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主张“百家争鸣”;隐去李斯为人“善”的一面，大力张扬他人品之“恶”;虚构了伏生的儿子子勃、女儿羲娥、妻子闽姜等人物，勾连交织起整个故事。
该剧导演王晓鹰认为，话剧《伏生》最大的戏剧性在于，当伏生将生命同书籍融为一体时，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伏生背下那些儒学经典之后，他曾为自己的博闻强记而得意。但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也为此而坠入要书与要命的诡异难题之中。最终，为了传承儒学，伏生选择了牺牲家人的生命，选择了像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他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人生的极致困境。当冲突从外部对抗转为自我角力，生命困境中的极端抉择才真正显现出戏剧应有的文化意义。”王晓鹰说。
“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艺术创作也不是史官记事。从我们准备把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搬上戏剧舞台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必须面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重考验。原原本本按照历史真实来讲舞台故事，那是历史学家做的事;完全架空而脱离历史真实，则不是严肃的历史题材创作。”郑荣健提到，创作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戏曲艺术里，有很多古代的传奇、民间的传说等不能纳入历史题材范畴的创作，或者也有一些架空背景的创作，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投影、独特的传承，要用充分包容、认真辨析的态度来看待，既不把历史题材狭隘化而用历史虚无主义去指责，也不生硬地非把它们称为历史题材，用历史的准绳来规范和要求它们。它们有自身的传承规律和创作规律，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古为今用是历史题材创作的灵魂
戏剧理论家张庚在《古为今用——历史剧的灵魂》一文中阐释了古为今用对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古为今用是创作者通过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某些联系，产生了创作历史剧的冲动，剧作家借历史故事讲述古今相通的哲理，或者借历史人物的精神和命运使现代观众产生共鸣，了解历史人物特定的历史背景，解读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传达出来的精神，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如何运用历史素材，使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引起现代观众的共鸣，这是每一位历史题材的创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的创作者就在强调历史题材的古为今用，但古为今用的实践是非常困难的。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把今天人们的思想直接套在古人的头上，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让古人直接说现代人的话。还有一些作品，由于创作者缺乏传统戏的积累，在创作历史题材时没有充分运用戏曲手段，变成了穿着古装衣服的‘话剧+唱’。”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波看来，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创作者首先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科学对待史料，要加强理论修养，增加对戏曲传统技艺和手段的积累。对一些观众非常熟悉的形象进行颠覆性改编创作时，要找准观众定位，并能阐释到位，做到自圆其说。
在青年编剧潘乃奇看来，对于古为今用，创作者要从题材、观演关系和传播方式上进行思考。“历史题材在当下的舞台表达，需要我们注意怎样把一段历史故事讲给当下的年轻观众听的问题。完全遵循历史史实，似乎又没有创作空间。完全按照创作者的内心去进行解读，似乎又有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风险。所以，历史故事如何讲给现实生活中的观众，尺度要把握好，让观众寻找到这段历史故事的现实意义、寻找到这段历史故事与自己的联系，从中找到心灵契合点。在观演关系和传播方式上，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注意兼顾内容与形式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艺术内容与技术内容的彼此融合，在呈现艺术内容的同时，要结合日新月异的技术支持，创新性地实现剧目的舞台呈现，如打造影像剧场、沉浸式全感知剧场等，让观众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地享受剧场艺术的多元魅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审美需求。”
“对历史题材戏剧创作来说，关键是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以史为鉴、观照现实，让历史题材彰显出照亮当下的价值，因此要梳理分辨、要扬弃提炼、要判断昭示，避免‘讲了一个完整的陈旧故事’;二是以史培根、以戏传神，用戏剧艺术的规律去捕捉、挖掘蕴含在历史故事中的戏在哪里，去表现人物的个性心理、行为逻辑与历史行进的关系怎么样，避免‘有事无人，有史无神’。”郑荣健说。(本报记者 刘 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