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新基建背景下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转型中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本期专刊邀请专家、局长就此展开讨论。
核心观点
教育长期以来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技术含量不足，生产率并不高。没有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支撑，教育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有望实现教育领域最深刻的一场革命，重塑教育体系和生态。
新基建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为导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是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在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新基建将发挥什么作用?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郑旭东。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牵引
记者：新基建一词在教育领域并不陌生，2022年年初，教育部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教育新基建?
郑旭东：教育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技术含量不足，生产率一直处于比较低下的水平。尽管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深刻影响了教育，但是从目前装备水平和技术含量看，与其他行业相比，教育仍相对落后。没有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为支撑，教育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走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教育新基建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方位融合与高水平应用，为教育变革提供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
具体来说，教育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以5G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和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它将为教育提供一个全新的数字基座。教育的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教育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它将使已有的教育基础设施经过数字化改造后，以强大的技术能力让校园更智能、教学更精准、学习更个性、管理更精细。教育的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等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等，它将进一步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为即将到来的教育革命持续提供新工具，不断注入新动力。
除此之外，理解新基建的意义，从目的上看表现为目标新，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致力于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新基建中的创新应用，把教育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行业。这将是自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建立以来，教育领域最深刻的一场革命。但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教育新基建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构和教育生态的重塑，进而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数字化转型既是教育新基建推进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目的，同时也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教育挣脱“人海战术”关键一跃
记者：您提到教育行业长期以来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似乎与大众对教育的传统认知不符。教育行业的“劳动密集”，体现在哪儿?
郑旭东：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点是生产过程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劳动力，对技术工具和装备的依赖程度较低。教育就具有这种特征。如果深入到教育内部，特别是深入到课堂，就会发现，以教学为核心的教育活动主要依靠的是教师。“师生比”长期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正是这一历史与现实。
对近代以来的教育实践，学界一直有“三个中心”的说法，即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以教师为中心”。在劳动密集型的教育实践中，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都严格正比于作为劳动力的教师的供给。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的名校，最核心的资产往往既不是有形的物质资源，也不是无形的数字资源，而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高素质的教师。这本身就已经说明教育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
还有一点，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生产部门展现出来的这种劳动密集型特征，既由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同时也与教育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教育无法充分获得除教师这一劳动力之外的其他技术工具与物质资源。然而，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资料生产不同。它不是一种物质能量型实践，而是一种信息型实践，以耗费脑力、输出信息为主要特征。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前，最简单和最普遍的信息型实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信息型实践，对教师这一劳动力的主要依赖也就不奇怪了。
记者：您认为教育新基建是自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建立以来，教育领域最深刻的一场革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判断，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期待?
郑旭东：正如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们对教育新基建抱以推动教育革命的期望。这不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而是基于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与智慧。
现代化，正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也是由工业革命最早定义的。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工业革命最关键的特征在于机器大生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确立。在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中，技术工具的普遍应用代替了人力和畜力，让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依赖不断下降，并展现出流水线化和标准化的新特点，而与之交织的则是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在一波又一波工业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很多社会生产部门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以学校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系，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样也吸纳了很多工业革命的实践经验。教育革命，既是教育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教育本身的革命。我们要对“教育的革命”和“教育的技术革命”进行区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教育新基建蕴含的革命性意义。
教育的革命是社会视角的，即从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寻找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把握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教育的技术革命是技术视角的，关注的是技术进步及其应用推动的教育发展与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有的是革命性的，有的则不是。教育自身的革命和教育领域内的技术革命尽管有密切联系，但并非完全同构。教育的技术革命，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本身的革命。不能把二者等同，否则就容易犯机械唯物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错误。
教育新基建的全面推进，将彻底重构技术创新与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极大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构造一个技术创新与教育改革相互促进、耦合发展的新生态系统：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教育发展赋能，为教育改革和创新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新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创新应用将为技术迭代升级乃至原始创新提供强大动力，教育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新基建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作为
记者：教育新基建其实已经铺开，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实践。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似乎还未达到教育领域最深刻的一场革命的高度。还应做哪些努力?
郑旭东：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基于新基建的教育创新实践探索。比如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早在2019年就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的支持下，借助“5G网络+全息投影”技术，跨越福州、武汉两地，通过高带宽、低时延的5G网络，实现全息信号传输，开展物理公开课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跨时空的沉浸式学习体验。
近两年来，在教育新基建涉及的新网络、新平台、新资源、新校园、新应用和新安全这六个基本方向上，相关的建设和应用试点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总体而言，目前这些探索都还是在点上展开的，面上的全面铺开，还有赖于国家新基建和教育新基建的进一步推进。在教育新基建的推进中，除了要注重与整个国家新基建的统筹协调外，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更进一步努力。
首先，要通过大规模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数字基座。在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中，不管是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还是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其构建与发展，都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
其次，要更加注重应用。既有实践表明，教育信息化“建”是基础，“用”是关键，要以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为牵引，以应用带动建设。教育新基建致力于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只有建设，没有应用，数字化转型不会自然发生，高质量发展也无从谈起。
再其次，在教育新基建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上，要把静态的战略规划和动态的变革管理结合和统一起来。以新基建推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其中潜藏的各种不确定性无疑蕴含着风险，既需要为变革制定可行的战略规划，又需要有驾驭变革的领导能力。
记者：您认为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会把教育转变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如果这样，教师的作用会不会弱化?教师该如何转型适应呢?
郑旭东：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更低，对技术装备的依赖程度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会弱化，反而在以新基建为支撑的技术密集型教育实践中，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
以前，对教师的要求是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同时掌握相应的教学法，而现在又增加了对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方面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技术密集型的教育实践，教师要切实提升自身信息素养。因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教师所需信息素养和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素养不同。它包括两个层级，第一是基本的信息技术工具使用能力，第二是在此基础上的信息化教学能力。
前者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培训提高，但后者只有通过基于真实场景的常态化教学实践才能够生成。需要打通教学、教研和培训，构造一个与教育新基建推进和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新型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改变过去教师信息素养发展的粗放型模式，实现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