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两会前夕，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通报，在位于河北的下马碑遗址，考古科研人员根据拉曼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等技术分析，确认一处富集赤铁矿的染色区，部分赤铁矿石表面发现摩擦痕迹，推测为颜料加工遗存。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遗存。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指出，研究团队通过跨学科、多平台协作，用科技手段让考古材料“说话”。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已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

科技考古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科技考古就是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研究。袁靖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古、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12个领域。“它已成为提升中国考古学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技术支撑。”袁靖说。

不过，袁靖也看到，科技考古的普及率还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1702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1300余项为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这些项目中，由于要配合工期、时间紧、任务重、科技考古人员数量有限等因素，大部分未开展科技考古工作，通常采集人工遗迹和遗物信息就了事。科技考古的缺席，不仅造成考古发掘现场信息采集的不完整，还影响了后续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考古学科和考古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建议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制定田野考古中全面应用科技考古的工作手册(或导则)，在考古项目检查验收中要加强对科技考古进展的督导和考核比重。”袁靖希望，科技考古能有制度和经费的保障。

可移动科技文物应有统一管理

令袁靖挂念的，还有通过科技考古手段获取的包括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冶金遗存、陶瓷遗存和纺织物遗存等在内的一大批可移动科技文物。

袁靖表示，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人骨遗存14万件/具，动物遗存158万件，植物遗存数百万件/粒;金属标本4万件，陶瓷标本约1万件，丝织品标本2000余件，纸张标本1500多件。这批可移动科技文物未经统一管理，散布在各地的研究或教学机构。

它们蕴含着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各个时段的人类的基因、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等信息，包含着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和基因等信息以及古代众多科技工艺流程的信息……“放眼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重要、珍贵、系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袁靖指出，对科技文物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安全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全面共享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应建设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科技考古标本库、数据库。

不能为开课而开课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国家文物局将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推动有条件的高校适当扩大考古相关专业的招生规模，发展文物修复、考古技术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注重加强相关行业文物保护人才的联合培养，实施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

袁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国内科技考古的队伍还在建设之中。各个研究领域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有些省属考古机构里，科技考古方面的人才还是空白。

“高校里，教授科技考古的优秀教师不多。有些学校是为了开课而开课，授课老师不是从事科技考古的人员，而研究所的优秀研究人员不能在高校系统地授课，这样在辅导学生方面先天不足。”提及此，袁靖也感到忧虑。而且，比较合适的教材只有他2018年出版的《中国科技考古导论》，其他教材都是10多年前甚至是上个世纪出版的，已明显偏旧。

“我想强调的是，科技考古在考古学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过程中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袁靖说，“中国科技考古队伍建设亟需大大加强，以适应当前考古学发展的需要。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