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越剧《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初会时的一句唱词，即便不是很熟悉越剧的观众，可能也曾听闻过。来自江南水乡的越剧，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正如“娇花照水，弱柳扶风”的林妹妹，温婉动人、清新绮丽。不得不说，越剧中的女性文化特征相当明显。全国300多个剧种中，唯有越剧全部由女性演员演出。虽然部分剧目也有男女合演，但女子越剧一直是其主要演出风格。时下，越剧已经超越女性扮演这一简单的物理层面体现，它的题材内容、主题精神、舞台表现等各种要素已经演变为一种概念，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特征。

女性演员

女子越剧诞生于五四运动后。过去，女子不能登台演戏，甚至连看戏都被严加禁止。1923年，进步人士王金水在家乡浙江嵊县(现为嵊州)的施家岙村筹办了第一副女子科班(又称“绍兴女子文戏”)，翻开了越剧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随后，几经沉浮，越剧女班逐渐兴起，并进入上海发展。《上海越剧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起，女班蜂拥来沪，民国三十年下半年增至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越来越多的女性因登台唱戏被看见，女性演员的繁荣发展也提升了女性自我意识。施家岙第一副女子科班“三花”之一的施银花由于婚后不肯放弃越剧事业，出任“高升舞台”的“客师”，由此引发了家庭矛盾，并被迫离婚净身出户。但受到生活打击的施银花没有屈服，再次全身心投入她深爱的越剧事业，并与知名琴师邢雪琴进一步发展了“四工调”，让越剧艺术更趋成熟，施银花也因此被誉为“花衫鼻祖”“越剧泰斗”。施银花的“东山再起”被认为是“越国之大幸”，给投身越剧事业的其他女性以极大的鼓舞。

女性观众

女子越剧能迅速在繁花似锦的上海滩立住脚跟，发展壮大，除了自身善于学习吸收、提升艺术品质外，跟当时戏剧观众的结构变化也有着密切关系。晚清时期，上海流行的戏剧形式和北京一样，都是京剧，观众群体以男性商人和士绅为主。因此，当时上演的剧目大多也更为符合男性视角和审美。以女性演员为主体，演出“才子佳人”内容的越剧，则更符合女性观众的审美。

民国时期，女性终于获得了出入公共场所和参与商业娱乐活动的权利。20世纪30年代，宁绍帮商业阶级占据上海经济结构的中上层地位，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对越剧的爱好也推动了越剧的繁荣。这类女性观众群体除了为越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也对越剧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越剧演出团队积极引进影剧编导人才，在舞美服装、音乐编排等方面锐意改革。除了这些有钱人家的女性观众，越剧在上海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女工阶层和女学生的关注，她们的介入让越剧的精神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戏曲里“哭哭啼啼、逆来顺受的可怜人”，而是推出了《花木兰》《梁祝哀史》《九斤姑娘》等弘扬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追求婚姻自由的大家闺秀、聪明伶俐的平民女孩这类新女性形象的剧目，表达了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束缚的反抗。这类越剧作品深切体悟女性的喜怒哀乐，反映女性呼声，获得各阶层女性的青睐。

女性创作

越剧在上海的蓬勃发展虽然推动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但当时处于被日寇蹂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中，女性特别是女性演员仍旧处在被欺压的社会底层，她们满腔怨愤无处诉说，决定用越剧创作作为抗争武器。以知名越剧演员袁雪芬为代表的“新越剧”改革似一把利剑划破黑暗，为女性演员争取到更多的自主权。有了更多创作自主权的女性越剧演员在剧目选择上也跳出了“才子佳人”的小圈子，她们邀请进步知识分子，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由袁雪芬主演的《祥林嫂·问苍天》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为当时的底层女性发出了呐喊和控诉，被称为越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反映现代人命运和思想感情的越剧也吸引了女性知识分子的加入。第一位越剧女编剧成容参与编写了《山河恋》《秋瑾》《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剧目，曾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为知名越剧女演员尹桂芳编写了《屈原》《宝玉和黛玉》等剧目。以女性为主导的越剧创作在情节编织和人物塑造时，对女性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一夫两妻”“男尊女卑”等剧情在越剧里很少出现，越剧舞台上更多塑造的是深明大义、干练泼辣的严兰贞，官至拜相、大智大勇的孟丽君，出淤泥不染的“花中君子”陈三两等优秀女性形象。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越剧也是如此，从萌芽到繁华，一路发展至今，承载了几代艺术家的理想与担当。如今越剧走入新时代，天地更加广阔，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女性文化的优势，塑造出更多中国女性独立自强、奋发有为的新形象。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王晓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