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雕塑是城市文化形象和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支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观雕塑代表了其所在环境的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河北省裕华区以“空间重构”为主题举行的“裕华城市景观雕塑展暨雕塑落成仪式”，集结了隋建国、李象群、展望、奚建军、柯乔、琴嘎、李遂、刁伟、马文甲、沙泉、宋建树、康靖、李苑琛、刘政14位雕塑家的作品及手稿。与展览同步，参展艺术家的14件景观雕塑作品陆续完成现场安装，在石家庄裕华区的大街小巷落地生根，成为城市景观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普遍意义上的创作展不同，这既是关于雕塑艺术语言探索的集中对话，更是将雕塑作为城市景观审美对象进行的实践。从展厅到广阔的城市环境，这些雕塑作品实现了空间重构与场域再造的价值转换。

多元的空间属性

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探索空间的。”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雕塑始终以强烈的空间属性展现独特魅力。在雕塑家手中，一件作品的完成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建构过程，当它作为个体出现在环境关系中则成为空间中的空间，而当人们的观看、心理反应与作品、环境发生关联又会产生抽象的精神空间。因此，作为城市景观的雕塑，其空间意义具有多重指向，它解构与重构城市环境空间。

阿道夫·希尔德勃兰特在《绘画与雕塑形式问题》中写道：“当我们回顾原始人类的艺术作品，会发现一件艺术品的创作过程总是把建造结构作为创作过程的首要因素。”就作品本身而言，在雕塑家对物质媒介材料的运用过程中，以具象或抽象的手法塑造了富有变化的形体结构。在这个结构单元中充满着线条、块面、光影的变化与流动，通过结构，艺术家完成了雕塑自身的空间建构。雕塑家将可见世界的信息译成元素代码，使观众进入其形式空间中感受作品本质。展望的《能量石》以绽放的形态记录了炸裂时的瞬间，并保留了这一瞬间所蕴含的能量，使用坚硬的大理石材料对生命裂变瞬间定型;柯乔(加拿大艺术家)的《皮相筋》，从表面上看是普通橡皮筋的复型，但在连续的环带中讨论了生命的哲学，像“莫比乌斯带”那样塑造了一个可以引发联想的叙事空间;李遂的《落磊》以枯坐冷寂的人像，探索了生命个体的边界感与有限性;刁伟的《临摹三棵树》以钢筋和金属闪光漆代替树的自然形态，诠释了自然的无限变量;沙泉的《放飞梦想》将主题叙事转变为意象话语，使观众感受到其精神力量。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展场中的作品在与观者的视觉对话中体现其自身的空间价值。

如果我们把雕塑空间看作一个以艺术家的自身能动为中心构建的主观世界，那么经由它创建的触觉表象、视觉表象和心理表象，就会形成雕塑的精神空间属性。这种空间是观众与雕塑语言发生情感共鸣时产生的，是经由作品的形体来营造的一种非现实空间的虚幻空间。基于此，景观雕塑也具有了重构城市空间的功能，其自身的复杂语义使存在的环境具有了塑造城市新文化内涵的价值。当雕塑作品转换空间被安装在现实环境中，通过与城市和人的对话，就可以完成其精神乃至文化空间建构的使命。裕华城市景观雕塑展中的落成作品，创造了其所在环境新的文化语义。隋建国的《三生万物》采用三种造型关系表现的有机自然形态，赋予了其所在空间延绵流动的气质内涵;李象群的《行者》通过人物面部的平滑无物，展现先贤圣人超然的精神世界，作品中的精神意象将会重新定义其所在环境的文化价值;马文甲的《人与自然》以块面切割的方式诠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伴随着作品金属质感产生的折射与镜像效果，引导城市中的人们去重新思考自身与所栖居环境的关系。从物理空间和内涵空间的双重属性上进行阐释，使我们更为明确景观雕塑的解构与重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我们可以丈量雕塑的物质外表空间边界，但通过艺术家在物质材料上施以用意，其显示出不可测量的精神氛围，从而使得空间概念具有无边界性。人们在与景观雕塑的精神邂逅中所产生的情感火花，无形中再次重构了雕塑、环境和城市的空间序列。

文化创新与场域再造

受前苏联城市景观雕塑艺术影响，我国的城市景观雕塑在很长时间内，以大型纪念性雕塑为主，这些作品被安放在桥头、河畔、森林和高地，成为城市和环境的文化象征。但自现代艺术以来，艺术创作的主观和情感价值被关注。裕华城市景观雕塑展和落成的雕塑作品，诠释了新的城市景观塑造方式，这是艺术也是文化的创新。正如策展人张子康所言：“工业革命以来的工具与技术理性，使人类‘远离了诗意的生存’。如果我们把‘诗意的栖居’理解为审美的存在，那雕塑艺术家就被赋予了‘诗人’的至上使命。”城市景观雕塑作品，成为缓解人与工业、技术压力的中转站，在冷静、理性的城市空间中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奚建军的《世纪塔》以巴比伦塔的寓言故事为灵感，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特征，试图塑造一座承载人类文明印迹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塔;琴嘎的《徘徊》以浮于皮艇上的稚羊，展现了都市中游牧者的孤独、彷徨与无措;宋建树的《千丈塔》以6米的尖锥塔形，表达了人与天地之间的对话;康靖的《互联纪》以奇异的树根状，探讨了生命的多变性;李苑琛的《石》以纵横交错的线，展现了石家庄的活力与多重可能;刘政的《携手同行》以几何化的手形组合，诠释了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总体而言，裕华城市景观雕塑展的作品打破了城市景观雕塑的“纪念碑性”，当这些作品立于城市与环境之中，脱离了主题叙事的限制和约束，将会与来往的人群、城市环境发生情感内涵和形态结构的双重变量。人们不会再按图索骥般地去找寻作品中的明确语义和宏大主题，而是在思考和揣测中赋予作品多元、有机的意义空间，在赋予城市景观雕塑作品更为广阔的生命和话语空间的同时，塑造新的环境与文化属性。

基于对环境和文化的创造价值，使得城市景观雕塑具有了场域再造性。依照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这些景观雕塑作为结构单元，与社会、环境、城市形成一个客观关系网络，并将与所有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的逻辑体系中，共同建设形成一个有机的场域。如此看来，城市景观雕塑是具有创造城市文化话语方式和社会场域内在属性功能的。作为自主性较高的社会行为方式，雕塑家的创作呈现出极大的场域再造性。在具有多重空间语义的城市景观雕塑作品中，社会场域中的各个群体都能进入其中。在此之前，裕华区的城市景观雕塑以《聂荣臻与美穗子》《戎冠秀与子弟兵》《生命的力量》等作品为代表，这些景观雕塑都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和主题性，在彰显城市文化的同时，也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场域特征。而此次落成的城市景观雕塑具有强大的文化包裹力，它们不专指某个主题，为城市场域赋予了更多的可读性。隋建国的《三生万物》是在几何方正的混凝土基座之上，附着流动的有机形态;李象群的《行者》赋予了传统文化主题新的思考空间，是一种“新文人主义”的艺术语言方式;奚建军的《世纪塔》在高达7米的巨型体量上，凝结了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当夜幕降临，内部的通明灯光以及灯光与环境的交相呼应，仿佛暗示了生命的永恒与多变。这些作品重新定义了其所在的环境氛围，同时也创造了环境中人与物的新型场域关系，伴随着这些景观雕塑的结构语义，城市、环境与人的交流方式在无声中发生转变，而这些景观雕塑也将会成为城市的肌理与符号，与人群发生关联，激发人们产生情感共振，从而形成一个城市的文脉基因，在时间、空间的转换中成为能够得以延绵的精神与文化“传统”。

(李茜系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廖笃马系成都师范学院讲师)